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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國際法的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研究

時間:2020-03-13 來源:北京警察學院學報 作者:施俊鎮 本文字數:8921字

  國際法熱點論文(8篇完整版范文)之第五篇

  摘要:面對愈演愈烈的跨國犯罪問題與安全合作治理需要, 國際警務合作日益成為我國深化執法安全國際合作、共建安全治理體系的重要載體;趪H法視角, 我國推進國際警務合作存在深厚的法理動因, 遭致諸多障礙因素的制約挑戰, 同時也面臨著廣闊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安全治理,警務合作,法理動因,制約因素,發展路徑

國際法熱點論文

  得利于交通與通訊技術的飛躍發展, 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日益呈現全球化趨勢, 犯罪的外部性特征愈發明顯, 各種跨國犯罪成為日趨嚴重的國際問題。“當前國際警務合作已然成為各國打擊跨國犯罪的重要手段, 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關注的問題以及外交領域的熱點。”[1]伴隨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深入實施, 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需求日漸強盛, 基于國家利益、國際形象的維護與國際義務的承擔, 著眼國際法視角研究我國國際警務合作顯得必要而緊迫。

  一、我國開展國際警務合作的國際法動因

  國際警務合作是一項跨越國界的警察事務的交流與協作, 是國家間進行友好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具體表現形式。國際法主要調整主權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 是國際警務合作必須遵守的規范體系。我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 開展國際警務合作具有國際法意義的根據與緣由。

  (一) 國家主權的平等

  國際法上的國家主權“是國家的根本屬性, 具有高于其他任何世俗力量的法律權威”[2]。國家主權強調國家對外獨立的絕對屬性, 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 均享有平等主權, 保有對內的最高權力與對外的獨立地位, 不受任何別國的管轄與支配, 任何國家本質上無法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堵摵蠂鴳椪隆返78條莊嚴宣布:“聯合國會員國間之關系, 應基于尊重主權平等之原則”。警務領域涉及國家主權的核心部分, 國際警務合作關涉國家司法主權與警務主權的讓渡, 作為國際警務合作主體的國家天然有權自主決定與特定的國家展開合作以及合作的程度。因此, 基于國家主權平等原則, 我國域外警務必須尊重他國之人格, 不得命令、強制、脅迫他國配合而有賴平等協商尋求該國的支持與合作。

  (二) 不同法域的存在

  國際法普遍原則認為, 國際社會每一國家均有權利自由選擇并發展其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由此受制政治、經濟、歷史傳統、文化背景等因素影響, 各國具有本國全部法律有機構成的法律體系, 成為適用獨特法律制度的獨立法域。由于各國立法不同, 抑或對共通法律原則、制度理解的差異, 出于維護各自國家利益與共同打擊跨國犯罪的需要, 我國與各國需要通過警務合作途徑, 破除自身的利益局限, 兼容并蓄國家間的法律差異, 最大程度排除國家之間警務交流合作的障礙, 最大限度整合國際警務資源, 選擇最有利于國際違法犯罪控制的手段策略與方式方法, 確保國家間警務合作的效果發揮到極致。

  (三) 司法管轄的沖突

  國際法中的司法管轄理論主張, 各國對其領土范圍內的人、事、物享有完全的、排他的屬地管轄權;各國對具有本國國籍的人, 不問其居住何處均擁有屬人管轄權;各國對在本國領土以外針對本國或本國公民重大利益的犯罪可以行使保護管轄權;各國根據國際法可以對普遍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諸如販運毒品、販賣人口、種族滅絕等國際犯罪行使普遍管轄權。由此, 我國打擊跨國犯罪極易引發司法管轄沖突問題, 需要同有關當事國通過國際警務合作途徑, 確定案件的最終管轄國家。如2011年的“湄公河慘案”涉及中老緬泰四國的管轄競合問題, 四國警方通力合作, 有效地化解了該案的管轄沖突。

  (四) 跨國犯罪的激增

  眾所周知, 隨著國際交往的增多, 各種跨國犯罪成為困擾世界各國的頑癥?鐕酒纷咚、跨國人口販賣等常規跨國犯罪與計算機網絡犯罪、大型國際活動的恐怖犯罪等新型跨國犯罪層出不窮, 嚴重挑戰人類生存環境的安全?怪婆c日俱增的國際犯罪的共同需求, 催生了我國借助國際法渠道加強與有關國家警方開展調查取證協作、嫌疑人員遣返、涉案財物移交、法律文書送達、犯罪情報交流等領域的務實合作, 嚴厲打擊販賣毒品、電信詐騙、走私物品、非法移民、拐賣人口、組織賣淫等跨國犯罪。如“2017年以來公安部先后18次派工作組赴匈牙利、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20余個國家開展打擊電信網絡詐騙警務合作, 成功搗毀境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窩點128個, 抓獲犯罪嫌疑人1196名, 押解帶回犯罪嫌疑人1014名”[3]。

  (五) 海外利益的維護

  伴隨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各國的深度融合, 海外華僑華人的足跡遍布全球。針對海外華人與我國企業、公民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 嚴重影響我國公民正常對外交往甚至國家對外關系。據統計, “現在分布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約有6000萬”[4]。“全球化時代, 海外利益維護既是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 也是關涉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議題。”[5]國籍是個人、法人與國際法聯系的紐帶, 基于國際法意義的國籍, 我國負有保障華僑華人、中資企業合法權益的公法義務;這既是國家的責任, 也是國家的權力, 并已得到國際法的普遍承認。因此, 我國進行國際警務合作, 保障境外公民和法人海外利益的舉措非,F實與合理, 不僅是保護我國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需要, 也是維護我國國家尊嚴的需要。

  二、制約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國際法因素

  如前所述,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速發展、世界各國聯系的日益緊密, 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需求日趨迫切。但加強國際警務合作的客觀需要并不必然化為合作的現實, 我國開展國際警務合作尚存在國際法方面的諸多障礙因素。

  (一) 外交關系的影響

  國際法意義上的外交關系, 是國家之間在為實現其對外政策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中所形成的國際關系, 主要指國家之間通過互訪、談判、締結條約、外交文書往來、互派常駐外交代表機構、參加國際會議或國際組織等方式進行交往所形成的法律關系, 通常受到國家實力、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良好的外交關系是國家之間警務合作的必要基礎與先決條件, 我國國際警務合作深受外交關系左右?梢韵胍, 如果我國與對方國家之間的關系處于敵對狀態, 則警務合作自然無法開展;如果我國與對方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密切, 兩國間的警務合作就會順暢進行, 相應地如果兩國關系疏離必將帶來警務合作的障礙。

  (二) 法律制度的差異

  國際警務合作是各國警察機構在執法領域的國際合作。迄今為止, 國際社會尚無一部世界公認的、統一的國際刑法, 各國均依各自的國內法律懲治國際犯罪。令人憂慮的是, 由于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歷史傳統、宗教信仰、民族心理與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不同, 各國制定的法律存在巨大差別, “國際警務合作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各國不同的法律制度”[6]。我國國際警務合作時常遭遇罪與非罪判定、此罪與彼罪確定、刑事犯與政治犯界定、犯罪事實認定等法律適用方面的差異, 造成國際警務合作困難重重, 有時甚至寸步難行。

  (三) 法律程序的遲滯

  國際警務合作是一種具有國內與國際雙重法律性質的執法活動。顯而易見, 國際警務合作涉及不同法域的執法行為, 其過程遠不如同一法域的國內執法來得順暢。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外交渠道、司法協助渠道, 分別受制于外交關系與合作的請求、審批程序, 無論請求國提出合作請求, 還是被請求國審查合作請求、接受合作請求以及雙方執行合作請求, 都需要分別依據各自的國內法履行相應的法律程序, 往往難以滿足國際警務合作的及時性、便捷性、效益性要求。如果我國與意向合作的國家之間尚未簽訂有關國際警務合作的條約, 則不可避免地就相關合作事項進行假以時日的協商會談;其間更是手續繁瑣、曠日持久、費財費力, 容易貽誤警務合作的最佳時機。

  (四) 規則資源的匱乏

  國際警務合作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與職業性, 需要國際、國內規則體系的規范與指引。我國國際警務合作既面臨國際法源不足, 又存在國內立法欠缺的窘境。引渡是近年來我國與西方國家開展警務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據外交部網站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17年2月, 我國締結引渡條約48項 (其中生效34項) , 而“歐美發達國家與其他國家簽訂引渡條約的數量均在100個左右……在我國外逃貪官偏愛的發達國家藏匿地中, 僅有澳大利亞與我國簽訂了引渡條約”[7]。因受“條約前置主義” (被請求國將雙邊引渡條約作為向請求國提供引渡合作的前提條件) 的制約, 我國與外逃犯罪分子大量逃往的美國、新加坡、加拿大等國家的引渡合作難以展開。同時, 我國缺乏國際警務合作的專門性法規, 而《刑事訴訟法》第17條“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相互請求刑事司法協助”的條文缺乏刑事司法協助的具體內容與程序規定, 勢必影響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開展;盡管《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3章專章規范了刑事司法協助和警務合作, 但該規定屬于部門規章, 立法層級偏低, 法律實效有限。

  (五) 法理認知的分歧

  達成廣泛共識、尋求國家認同, 是國際警務合作得以正常運作的一項基本原則, 法理認知的分歧是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一大障礙。在國際法理念方面, 隨著國際人權保護運動的興起, 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針對人權國際保護與國家主權之間關系的認識分野, 極易形成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障礙。國際公約適用方面, 即使單一概念內涵與外延的分歧, 也會阻滯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進展。比如,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雖明文定義“酷刑”, 但加拿大與我國關于酷刑理解的分歧對賴昌星的順利遣返帶來困難, “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賴昌星又在加拿大逃了近四年”[8]。在法律術語理解方面, 由于內容與形式的側重不同, 也將阻卻我國國際警務合作進程。比如, 國際刑警組織否認我國公安機關簽發的刑事拘留證作為紅色通報的官方證明, 要求提供逮捕證。我國檢察機關審查批準逮捕通常需要訊問犯罪嫌疑人以便確定是否符合逮捕條件, 而尋求國際合作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已經逃往國外, 由此妨礙逮捕證的簽發, 進而難以取得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的緝捕協助。其實, 我國的刑事拘留既具有強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作用, 又具有持續剝奪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功效, 大體相當西方國家逮捕 (arrest) 與羈押 (detention) 的總和, 我國的刑事拘留證具有西方國家逮捕證的法律效力。

  三、推進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國際法進路

  國際警務合作離不開國際法的規范作用, 我國推進國際警務合作需要著眼國際法的制度框架, 充分挖掘利用國際法的組織與規則資源, 全力拓展合作的新領域、新途徑, 形成廣泛、務實、高效的國際警務合作機制, 維護我國國家利益與國際大國形象。

  (一) 遵循國家關系基本準則

  國際警務合作“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警察外交”[9], 我國的國際警務合作必須秉持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堅持國家交往、外交關系規范, 確保合作的順暢有效開展。

  1. 信守國際條約原則

  國際法體系建立于條約必須信守原則基礎之上, 基于主權平等原則, 國際社會沒有也不應有超越各國之上的強制機關, “‘條約必須遵守’是一項重要的國際法原則”[10]。作為負責任的大國, 我國推進國際警務合作必須承認條約的法律拘束力, 自覺自愿善意遵守我國締結或加入的國際警務合作條約, 嚴格依照條約規定, 履行應盡的義務, 行使應有的權利;即使面臨締約時的基本情況、作為締約的決定因素發生根本變化, 導致事實上的履行不能或重大利益受損的不利情勢, 也不得擅自違反條約義務, 可以依法要求終止、暫停實施或修改條約。

  2. 恪守平等互利原則

  平等互利既是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基礎, 也是順利推進警務合作進程、取得應有合作成效的保證。因此, 我國進行國際警務合作既要堅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 充分尊重他國司法主權與合作意愿, 充分考慮對方國家的利益關切, 不得以任何形式欺壓他國從事警務合作, 也不得強迫未參加國際警務合作條約的國家履行國際警務合作的相應義務, 同時又要依照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堅決維護我國的國家主權, 維護我國的法律尊嚴, 以此體現合作雙方法律地位的平等與權利義務的對等。

  3. 遵守和平解決爭端原則

  毋庸諱言, 由于國家之間經濟利益、訴求主張、法律權利與事實確定等方面存在的法律觀點、事實依據或利害關系的矛盾與沖突, 我國開展國際警務合作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國際爭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業已成為現代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針對國際警務合作面臨的爭端, 我國應當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作為首選良策, 本著真誠解決問題的態度, 視情選擇談判、協商、斡旋、調停與和解等外交方法, 以共同利益或互補利益為基礎, 根據爭端本身的是非曲直, 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應對策略, 客觀公正澄清事實、闡明觀點, 求同存異消除隔閡與誤會, 增進相互了解與信任, 促成爭端解決, 開辟國際警務合作的新空間。

  (二) 健全警務合作國際法源

  國際條約是國際法最重要的法律淵源, 也是國際警務合作最主要的國際法源。正如合同的效力不能當然及于第三人一樣, 條約僅對締約國具有拘束力, 而對非締約方的第三國不發生效力。我國推進國際警務合作必須加大國際條約締結力度與廣度, 豐富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國際法規則資源。

  1. 參加多邊國際公約

  多邊國際公約框架下的國際警務合作參與國家眾多、涉及領域廣泛、機制較為靈活, 能夠較好地解決各國間警務合作的利益沖突與司法沖突問題, 堅實奠定國際警務合作的法源基礎。我國簽署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多邊國際公約即為我國國際警務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國際法源。為此, 我國應主動參加談判、約文擬定、簽署等締約程序, 力求成為更多新創國際警務合作多邊國際公約的創始國;針對已經生效的開放性的國際警務合作多邊國際公約, 根據需要依法履行公約加入程序, 促使我國成為公約當事國;基于維護國家利益、公序良俗與法制統一的需要, 我國簽署、批準或加入國際警務合作多邊國際公約時, 可以作出條約保留的書面聲明, 排除或更改公約某些規定對我國適用的法律效果, 降低我國參加多邊國際公約的難度, 提升國際警務合作多邊國際公約對我國的適用性。

  2. 簽署復邊區域協定 (1)

  實證事例表明, 我國同毗鄰國家的歷史、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制度與經濟發展等方面利益息息相關, 加之跨國犯罪的地緣性、區域性、聚集性特征突出, 某些跨國犯罪往往歷史性地匯集于某一特定區域, 形成猖獗之勢, 涉及多個毗鄰國家, 比如鄰近我國的“金三角”與“金新月”即是世界毒品種植、生產、販賣的集散地。由此可見, 我國與毗鄰國家間的警務合作遠比同其他地域國家間的警務合作更為必要、更為迫切、更為頻繁, 簽署國際警務合作復邊區域協定、建立區域性國際警務合作機制自然成為當前我國國際警務合作重中之重的努力方向。

  3. 簽訂雙邊國際條約

  由于國際警務合作多邊國際公約參加國家眾多難以達成廣泛合意, 其內容多為框架性構想, 往往只針對國際警務合作提出原則性意見, 實務操作性不強, 僅僅依靠多邊國際公約無法解決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各種具體問題, 這就需要立足國際公約的架構基礎, 會同有關國家簽訂雙邊條約, 就雙方警務合作的具體事宜作出明確約定。尤其鑒于當前同西方國家雙邊引渡條約缺乏的實際, 我國應當發揚合作精神, 友好協商、消除分歧、增進互信, 爭取早日與歐美發達國家商簽更多雙邊引渡條約, 妥善解決我國引渡國際法源不足問題。其實, 除多邊合作外, “中國公安部先后與越南、柬埔寨、泰國、菲律賓、老撾、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警務部門簽訂了一系列雙邊警務合作協議”[11]。

  (三) 接軌警務合作國際規則

  鑒于主觀認知、立法技能與規劃進度局限, 我國關于國際警務合作的國內立法不夠健全, 需要對標 (2) 警務合作國際規則, 彌補法律漏洞, 填補法律空白, 消除法律障礙, 全面對接國際警務合作的國際法規則。

  1. 優化國際警務合作國內規范

  我國應當秉持開放包容的姿態, 參酌國際社會通行做法, 完善相應國內立法。適時廢除不符主流國際法規則的國內法律規范, 比如針對我國現行《刑法》第7條承認、執行外國判決所持的保守態度, 刑事立法修正應當刪除這一條款, 識別具體情形區別對待別國生效判決, 避免有違一事不再理的法治精神與引渡申請遭拒的尷尬;及時調整不合時宜、背離國際法發展潮流的過于剛性的國內立法條文, 比如針對我國《引渡法》第8條嚴格確立的本國公民絕對不引渡原則, 參照1990年聯大通過的《引渡示范條約》將本國國民不引渡作為拒絕引渡的選擇性理由的立法體例, 規定引渡本國公民的例外情況, 防止國外犯罪的我國公民規避法律制裁而有違公平正義。

  2. 加強國際警務合作專項立法

  慮及“目前, 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有關國際警務執法合作的國內法規定”[12]以及我國國際警務合作國內法源欠缺的現實, 我國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盡快制定專門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 明文規定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基本原則、職權劃分、范圍方式、法律適用、程序流轉、費用承擔等方面內容, 確保有法可依;同時, 關照我國國際法義務承擔, 該項專門立法應當對接我國對外簽訂的引渡條約、刑事司法協助協議與警務合作協議的相關內容, 確保國內法與國際法協調一致, 有利于我國條約義務的履行。

  3. 明晰國際條約國內適用效力

  針對我國憲法關于國際條約的國內適用問題只字未提的現狀, 考慮“條約入憲”難度的客觀存在, 我國《立法法》或《締結條約程序法》等憲法性法律不妨參照《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 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的文本表述, 整合現有單行法律、司法解釋的分散雜亂規定, 統一明確國際條約居于我國法律體系的法律位階以及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法律效力關系, 增強我國法律體系的完整性、統一性與法律適用的確定性、預見性, 增進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法律預期。

  (四) 發揮國際警務框架效用

  國家之間開展廣泛的警務合作, 需要借助一定的載體實現國際警務合作各項內容的落地。我國國際警務合作不妨積極介入國際警務組織與警務合作框架, 激發國際警務合作平臺的實踐價值。

  1. 融入國際警務組織

  某種意義而言, “國際組織存在的意義在于有效回應國家間合作需求”[13], 國際警務組織的產生與存續是呼應國家間長期、全面、深度警務合作的現實需要。鑒于此, 我國應充分應用全球層面的國際刑警組織、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世界海關組織、國際移民組織以及地區層面的歐洲刑警組織等涉及警務合作的國際組織的平臺資源體系, 大力拓展我國警察機關與國外司法機關的合作空間, 形成廣泛的國際警務合作體系與機制。“目前, 我國每年利用國際刑警組織渠道, 與外國警方相互求查案件約3000起, 申請發布國際刑警紅通200余份, 執行出國辦案任務數十個。”[14]另外, 我國還可以協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勞工組織等開展國際反拐方面的警務合作。

  2. 健全區域合作機制

  回應區域警務合作的強勁需求, 我國需要努力謀求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區域警務合作、東盟與對話伙伴國框架內的警務合作、中國和東南亞及周邊國家首都警務執法合作會議等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核心地位與主導作用, 作為主導國全面介入區域警務合作機制與章程的制定、修改與實施, 力求以多邊促雙邊的形式開展區域警務合作。比如, “近幾年, 中國與東盟國家陸續簽署了一些反拐合作機制”[15], 打掉了一批跨國拐賣犯罪集團。

  3. 構建聯合執法區域

  得益于我國與越南、老撾、緬甸、尼泊爾等國地理相鄰、文化相通、血脈相親、利益相融、傳統友誼深厚及邊境地區人員往來、通婚、經商、互市平常而頻繁的地緣優勢與需求, 我國不妨分別與上述鄰國通過友好溝通協商, 共同商定沿兩國國境線兩側劃出一定范圍作為兩國警察跨界執法區域, 準許對方國家警察未經請求即可進入國境線本國一側巡查邊境治安狀況、檢查邊境安全措施落實、巡視邊境與口岸控制情況以及跨越邊界追捕逃犯等, 嚴防非法跨越邊境與跨國作案, 維護邊境毗鄰地區社會治安秩序。上述做法貌似存在國家主權方面的障礙而存有難度, 但國際社會早有先例可循。南方共同市場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和巴拉圭商定:“為了便于追捕逃犯和對方領域內的販毒分子, 四國警察可以自由進出各自的邊境地區”[16]。

  (五) 拓展國際警務合作方式

  面對國際警務合作范圍的不斷擴大、合作模式呈現的多樣化態勢, 我國參與國際警務合作的途徑與方式也亟待因應時事變化予以拓展, 大力提升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成效。

  1. 密切國際警務聯絡

  國際警務聯絡是推動國際警務合作的重要保障與基本方式。為此, 我國應充分發揮“警察+外交”的獨特魅力, 根據《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派駐警務聯絡官, 加強我國與駐在國的日常警務交流與協作, 提供兩國間警務合作長期、深入與穩定的機制保障;通過舉辦執法培訓班、開設警務論壇、舉行理論研討會等跨國界的警察交流學習形式, 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有效增進我國與各國警察之間的了解與互信, 打下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信任基礎;加強情報信息協作, 健全行動性事務與綜合性事務的警務聯絡系統, 提升我國國際警務合作的能力與效率。

  2. 實施國際聯合偵查

  區別于傳統意義的刑事司法協助他國代為實施司法行為的委托關系, 聯合偵查的共同辦案國際警務合作新型模式先后得到《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眾多國際公約的認可與支持。為此, 我國不妨借助國際條約的指引, 積極運用聯合偵查的國際警務合作新模式, 按照平等互惠原則, 攜手有關國家相互承認各自的域外管轄權, 相互給予對方人員入境偵查權力, 共同偵查破案, 聯手打壓跨國犯罪, 有力打擊企圖利用國界屏障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

  3. 開展跨境執法活動

  針對我國人員出境頻繁、海外利益保護需求強烈的實際, 我國不妨創新國際警務合作方式, 利用我國警察與海外華僑華人語言相同、文化相通、情感相融的人緣優勢, 經由兩國友好協商, 不定期委派我國警察前往海外華僑華人聚居、密布的國家開展跨境執法活動, 協助當地警方共同維護我國海外利益與當地社會治安。據報道, 2016年5月2日, “中意首次聯合警務巡邏正式啟動, 4名中國警察和意大利警察一同走上街頭巡邏, 共同處理與中國游客安全相關的事務”[17], 為開展跨境執法活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良好范例。

  參考文獻
  [1]劉夏.論打擊跨國犯罪的途徑[J].法制與社會, 2017 (19) :135-136.
  [2]沈佳祺.試論國家主權與國際人權保護[J].法制博覽, 2017 (11) :84-85, 83.
  [3] 萬家熱線.73名電信詐騙嫌疑人被押解回國涉案金額2000余萬元[EB/OL]. (2018-02-27) [2018-05-09].
  [4] 楊寧, 李嘉寶.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之際——華僑華人為“最可愛的人”點贊[N].人民日報 (海外版) , 2017-08-02 (06) .
  [5]王發龍.試析中國海外利益維護的戰略框架構建[J].國際展望, 2016, 8 (6) :37-54,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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