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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區影響基層公務員公共行政道德的因素探究

時間:2020-02-12 來源:攀登 作者:王淑婕,袁志萍 本文字數:9932字

  摘    要: 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與廣大民眾接觸最直接、最頻繁,其行政道德狀況影響力廣泛深遠,具有強烈的示范引導價值。本文基于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實證調查,分別從歷史文化視角、經濟社會發展層面以及主體自身特征三個方面深入分析影響廣大基層公務員隊伍公共行政道德的多維因素,為更加有效地完善行政道德建設、提升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水平奠定理論前提和基礎。

  關鍵詞: 行政道德; 基層公務員; 民族地區; 影響因素;

  古語有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句話強調了為官者自身道德素養狀況對社會道德的示范和導向作用。因此,作為直接服務于基層民眾的領導及非領導職務的工作人員,這部分群體的“蠅貪”“微腐敗”現象往往直接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也最易引發群眾關注,造成惡劣影響。然而,其行政道德相關問題卻未得到應有關注,以2019年中國知網文獻檢索為例,“領導干部道德”為題的文獻檢索量為847篇,而“基層公務員道德”為題的文獻檢索量僅為28篇。缺乏理論關注、研究使得現實中“小官巨貪”等敗德現象不僅帶給群眾震驚困惑,也對基層穩定和民族團結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本研究調查實施的QH省8個地級政權建制中有6個民族自治州,46個縣級政權建制中有7個自治縣、395個鄉級政權建制中有28個民族鄉,整個民族自治區域面積占到全省總面積的98%。截止2017年末QH省公務員總數為5萬余人,其中,鄉科級及以下公務員人數比例占全省公務員總數的74.55%,區縣以下公務員(含鄉鎮)共計3萬余人。鑒于此,本文基于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調查梳理、歸納和分析影響廣大基層公務員隊伍的公共行政道德的多維因素,以期能為更加有效地完善行政道德建設、提升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水平提供一種理論上的準備。

  一、維系著私人的道德: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歷史文化維度分析

  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引發不同的道德觀念。作為一個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的國家,民族地區的基層社會有著相對穩定而鮮明的社會結構格局,即:有別于西方以個人為基礎的“團體格局”,保持著以家庭為基礎的“差序格局”。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是“從己向外推出去形成的一根根私人聯系形成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范圍”,其社會結構決定了基層社會的道德思想和體系就是由“這網絡的每一個結附著的一種道德觀念”而構成,很難形成一個超乎私人關系的籠罩性的道德觀念。[1]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作為現代科層組織中的一部分,雖具有現代組織化特征,但同時也是橫向聯結基層社會網絡的結點,其行政道德認知、情感、意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差序格局社會道德文化的影響與塑造,對基層行政主體的行政價值觀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一)“官本位”思想沉淀延續

  自秦朝開始,兩千多年來我國在高度集權的宗法制與君權制的影響之下積淀了豐厚的“官”文化傳統。自古至今,把“有無官職、官職大小”作為評判一個人地位與價值的唯一標準的這樣一種“官本位”思想幾乎是根深蒂固地積淀于我們民族每一個成員的血脈里,印在大多數國人的意識當中,蔓延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各個領域,且不可避免地、經常地影響著很大一部分社會成員的行為!洞髮W》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體現了“治國、齊家、修身”和“修身、齊家、治國”內向和外向兩條路線,正面和反面兩種說法,[2]對外“為官可報效國家”,對內“為官可光宗耀祖”,在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中模糊了“群與己”“公與私”的界線。QH省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的調查顯示:選擇公務員職業的前三位原因分別是“穩定、收入和社會地位”。[3]對于公務員社會地位的追求是當下中國基層社會“官本位”思想的現實反映,而穩定與收入亦可視作對家庭責任的一種擔當。而認為自己在行政工作中能做到“對群眾負責,而不是對上級負責”的僅占39.2%,幾乎一半的被訪者選擇“一般”,而11.2%的被調查者則坦言“做不到”。由于在傳統社會“群”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站在差序格局的任何一圈里,向內看就可以說是“公”。所以“為誰負責”的問題表面上看是長官崇拜和官位崇拜,實際上反映的不過是從“自己”(公務員)這個中心里推出去的社會勢力(業緣關系)里的較近一圈而已。因此,民本思想、為民立場不能僅從理念上傳揚,更需要運用制度的規范將其向內圈收攏。

  (二)人情關系文化牽絆侵蝕

  梁漱溟先生也曾經說過“中國社會既非個體本位,也非團體本位,乃關系本位。”[4]在差序格局的基層社會中,社會關系是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系中發生意義。[5]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本地人占比偏高,很容易建立以血緣、地緣等為圓心的“差序格局”社會關系網,形成以公務員職業資源為依賴的“業緣圈子”交互支持網,以關系來判斷誰是圈內人,誰是圈外人,并依據內外親疏程度,區別對待。人情關系往往成了基層社會生活和活動得以運行的潛規則,人情文化作為利益整合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擴散并滲入到了基層社會的每一角落。同時,對于身處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基層公務員而言,錯綜復雜的宗教關系、宗教文化對其行政道德的影響亦是不可小覷。
 

民族地區影響基層公務員公共行政道德的因素探究
 

  越是到基層,越是熟人社會。雖然難以取得準確數據,但調研中時常有反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親屬關聯和“背景關系”問題。因熟人而形成圈子,因圈子而成為熟人是基層社會“圈子腐敗”的前兆。近年來,隨著《公務員法》出臺實施,公務員招錄實行嚴格的“凡進必考”制度,不斷打破了地域限制,甚至有不少發達省份的生源加入QH省民族地區公務員隊伍。但是,該地區大部分基層政府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相對較差,一些鄉鎮平均海拔高達4000米,常年風沙干旱缺氧,各種自然災害頻繁,一些外地學生考錄上崗后體能難以適應生活環境;另一方面,我國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點下形成了許多民族自治縣、自治鄉和自治村,這些民族地區往往有自己的語言,而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進山入寺與當地百姓面對面地打交道,不懂語言開展工作非常艱難。如調查的QH省民族地區世居民族有六個,僅回漢兩個民族使用漢語交流,蒙藏兩個民族既有民族語言也有民族文字,而土族和撒拉族雖無民族文字,但日常交流常使用本民族特有語言。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新招錄的公務員“留得住”,不得不向當地生源適當傾斜。因此,基層公務員群體血緣、地緣關系密集且復雜交織的現實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在行政管理制度日趨現代化的今天,基層公務員群體都加倍承受著建構在宗族、血緣、地緣關系之上的人情文化。那些盤根錯節而又繞不開的“人情”牽絆,對于公務員是行政智慧的考驗與磨礪。但對于嚴重受制于以家族血緣為核心的宗法制束縛的基層公務員,則可能延續“重”人情關系、“輕”法理規則等傳統腐朽價值觀念,引發行政道德價值觀的扭曲和行政道德行為的失范。

  (三)傳統小農意識滲透浸染

  近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現代化推進,基層民眾包括基層公務員的創新精神和競爭精神也大大增強了,但是傳統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無時無刻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廣大基層公務員的觀念及其行為。“安之樂之、知足安命”的小農意識在一些民族地區表現得格外明顯,受宗教傳統的影響,民族地區民眾對物質生活、經濟發展的訴求較之非民族地區低了許多,而且民族地區受制于自然地理、生態主體功能區劃分等社會政策影響,經濟發展的條件也與非民族地區不可同日而語,這使得基層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保守僵化、不思進取的文化觀念和思想氛圍。

  在地處高寒、邊遠落后的民族地區,一些基層公務員由于日常生活空間的相對閉塞、狹小,再加上知足安命觀念的滲透很難發現自己與外界的差距,或者是看到差距太大而甘于平庸落后,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顧及長遠和全局的利益,對外來的新觀念新事物很排斥。據一位接受訪談的社會組織負責人講,在社會公益活動項目落地時受到地方官員的質疑、盤查,比如資金來源是不是境外支持?會不會引發老百姓對政府工作的負面評價和社會穩定?被訪談者無奈地說,其實歸根結底是怕對他的政績和官帽產生潛在風險,而非“以民為本”。1這種求安穩、重小利的現象在基層公務員群體中并不少見,甚至還有一些基層公務員認為能夠堅持留在這么艱苦的地區工作,本身就已經是最大的貢獻了,使得他們不愿意主動觸碰和解決矛盾,更不愿主動承擔創新工作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這個群體行政道德失范的可能性。

  (四)“道德人”假設和“賢人”政治誤導

  從歷史維度縱向考察,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為主流,對人性的認識建立于“道德人”假設之上,長期追求“內圣外王”的“賢人”政治,希望由高尚完美的“道德完人”來統治,導致行政道德過多偏重圣人道德,而對于具有常人道德屬性的職業道德規范約束不足,忽略了運用道德的層次性特征來指引不同層次群體的行為;鶎庸珓諉T作為“公共人”的同時,也是“經濟人”,而且因為身份地位的特殊性,面臨更多更復雜的角色、利益和權力的沖突,是扮演多種社會角色的“復雜人”。

  忽視人性固有缺陷,過份強調“人性善”,要求所有行政人員達到“至善無私境界”則會讓道德責任人產生“可望不可及”的道德墮距感,反而失去了道德指引的普遍性價值。如前所述,被調查基層公務員選擇職業的主要動因是穩定、收入和社會地位,在這樣的職業期待下,我們應該適時反思對公務員的道德教育和規范要求是否存在過度拔高和脫離實際的問題?特別是身處當下市場經濟的金錢、物欲包圍、超負荷的工作壓力和飛漲的物價,以及不高的工資和升職空間狹小的現實狀況下,忽視基層公務員的合理利益訴求,要求基層公務員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單純強調通過自覺、自律,反而使得大部分基層公務員因為難以達到這種純粹、高尚的道德境界而降低對自己行為的道德標準,甚至放棄了追求“高尚”道德,利用道德規范的模糊性和指向弱化尋找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間,無形中促發了行政過程中人情導向有余而理性導向不足,引致行政道德失范。

  二、“理性”人的“非理性”: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經濟社會維度分析

  按照康德的觀點,人具有理性,它在本質上是普遍的,高于私人快樂的一切任性和濫用。因此,雖然他也承認人有欲望和傾向,但認為這種欲望和傾向是感性和病態的,是“低級本性”。[6]基于理性人的假設,康德強調遵循道德規則、履行道德責任、承擔道德義務,但對于如何處理理性與欲望的對立,即,追求欲望滿足的“非理性”行為的普遍性,他沒有給出讓人信服的合理解釋。對此,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罪惡之謎在于社會關系,而社會關系的本質是利益關系,利益是道德的基礎,同樣是惡的基礎,“利益在后面推動著所有種類的德性和惡性”。[7]作為行政道德主體的公務員,道德的普遍規律不能脫離人的雙重本性,也不能超乎于社會關系的本質,更不能外在于行政個體并與個體相對立,否則很難真正對行政個體產生影響。特別是我國社會已步入快速轉型期,社會轉型引發的價值多元、市場經濟運行失靈、行政體制改革滯后導致的政府失靈等問題,致使全社會面臨著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實踐的混亂無序風險。上述現實問題與潛在風險本應由各級行政人員作為責任主體運用政治智慧和行政服務去轉變化解,然而,行政主體的行政道德觀及其行政行為卻也同樣深受其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所在。

  (一)多元價值觀并存導致群體道德困惑

  社會快速轉型期我國呈現出多元文化價值觀共生局面: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價值觀,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的西方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的價值觀,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當代社會價值觀同時存在。[8]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對自己或他人的任何一種行為,找到可以獲得肯定或者否定的價值評判依據,社會實踐因此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德困惑的影響”。[9]

  價值觀多元且共生并存的現實狀況影響著公務員群體道德價值取向的不確定性和多重性。調查顯示:民族地區80%以上的被訪基層公務員能夠意識到身邊發生較多的道德不良現象2,分別是“巧言令色者吃香,老實干事者吃虧”“部分人利用手中權力得到種種好處、實惠”“群眾不認可無所謂,和領導關系密切就有好處”以及“不跑不要得不到提拔重用”等,但是當要求其對身邊不良行政行為嚴重程度進行評估判斷時,認為上述道德失范行為比較嚴重和非常嚴重的比例之和均未超過10%。這充分反映了在多重價值觀道德并存、新舊道德規范交替的今天,基層公務員由于缺乏高度道德自覺和理性批判精神,表現出的道德認知困惑與道德評價標準的不一致,以及對行政道德失范現象的容忍、默許和效仿趨向。

  (二)高經濟增長下的行政群體心理失衡

  當經濟高速發展與社會分配不公,個人利益發展訴求受限的現實聯接時,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就不可避免地受其深刻影響。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層級中的基底,基層政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黨和政府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各種各類文件、會議精神傳達,各項具體民生工作的宣傳、落實,任務的下達、完成、監督和檢查最終都要由基層公務員落實執行。而且只要上級部門有新的工作任務布置下來,作為基層工作的實施者就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分晝夜的去完成。所謂的“5+2”(五天工作日加兩天休息日),“白+黑”(不分白天黑夜,24小時連軸轉)就曾經是基層行政人員的首創與日常工作寫照。長期以來,民族地區基層公務人員收入水平普遍較低,不僅不能與經濟發達地區的基層公務員相提并論,就連與我國內地中等發達地區縣市的基層公務員也無法比較。本次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被訪者不滿意自己目前的晉升現狀,這樣的現狀極易滋生“干好干壞一個樣”的怠政情緒。

  民族地區基層行政人員低工資、低發展機會與高強度工作、高身心成本兩者相較,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部分基層公務員的不滿情緒以及諸如“補償心理”“攀比心理”“僥幸心理”等一系列不道德心理狀態,甚至有一部分基層公務員萌生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千方百計地謀取私人利益的意識和行為,以求自己在付出與得到之間實現所謂的平衡,進而導致違反行政道德規范的現象發生。

  (三)制度體系缺陷導致權力擴張濫用

  西方哲學在秉持“性本惡”理念前提下,認為“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易濫用權力……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換言之,權力無限擴張的傾向決定了必須重視外部制度的監督和制約。但我國傳統篤信“人之初、性本善”,雖亦信社會環境對個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影響力,但由于相信個體生而具有“善”根,認為只要有正確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氛圍,人性之善必然會得到彰顯。因此傳統上就缺乏必要的制度體系設計和嚴格執行程序。

  首先,缺乏賞罰分明的行政道德獎懲制度。一方面,公務員行政道德考察與薪酬福利關聯度不大,難以從物質層面激勵行政道德的提升和完善。公務員的薪酬福利一般是按職級、年限和學歷等要素來確定,薪資水平較為固定,不能體現績效薪酬,更難以將薪酬與行政道德考察結果相聯系。同時,年度考核形式重于效果,幾乎沒有考核不稱職的登記。從我們在各調查區域了解到的基層公務員考核結果來看,不稱職人數僅占參加考核總體人數的0.01%。這樣的考核結果就是“只要在崗工作沒有效果好壞之分”,根本不可能達到年度考核所追求的獎勤罰懶,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其次,缺乏強力有效的行政行為監督制約制度。目前我國民族地區不僅面臨著普遍意義上的監督機制問題,還突出表現為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監督乏力分散。少數民族地區群眾本身的文化知識水平低,對行政政策法規等相關知識了解不足,對于監督的意義、監督的內容、程序認識不到位,所以不知如何監督的現象依然相當普遍。同時,受長期封建專制思想影響,相當一部分群眾畏官、怕官心態依然嚴重,不敢對當官的進行有效的監督與控告,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個別基層公務員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方面有恃無恐。

  再次,缺乏高效支撐的道德教育制度。在地處偏遠的廣大民族地區,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的時間精力都投入在完成和應付繁雜的日常行政工作當中,外出學習培訓的機會嚴重缺乏。調查顯示:基層公務員通過集中培訓形式,學習了解公務員行政道德的僅占調查總人數的2.9%,這導致為數不少的基層公務員對相關的行政道德規范認知很模糊,將公務員行政道德混同于一般公民道德的情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針對近年來大量考錄的新增公務員群體,如果道德培訓教育工作不能加快改善和跟進,新任基層公務員因社會閱歷經驗尚淺,民族地區宗教歷史文化關系錯綜復雜,其很容易產生錯誤的行政道德認知和養成不良行政道德習慣,喪失道德自我約束能力,潛在地增加僭越行政道德底線的風險。

  三、德性完善的內化儀規: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主體維度分析

  “道德規范本身沒有獨立自為的特性,其作用就是為了對行為進行規范、進而涵化心靈和情感”。[12]通過上述論述可以發現,一個社會的道德力持久穩定地發揮作用的最佳方式,最終依靠道德規范的內化。內化的道德標準需要從行政公務的歷史形態和經驗中提煉,需要道德主體產生從“必須”到“應當”的價值認同,只有揚棄普遍規范的對象性,將其為內化為主體意識,才能實現由“道”向“德”的轉化。[13]民族地區社會變遷呈現出縱向快速發展,橫向對比相對緩慢穩定的特征,道德觀念、行為、體系的出發點仍然不可忽視傳統社會結構的慣性力量,在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克己修身”仍具有現實的生發土壤,但受到社會環境變化、社會流動增強等外部因素影響,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隊伍的構成及自身特點也成為導致該群體部分成員發生行政道德失范問題的內在原因。

  (一)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群體結構復雜

  通常認為我國公務員體系呈現典型的金字塔結構,但本研究調查顯示,金字塔結構僅真實反映了公務員的職級結構,從行政區劃上看,基層公務員規模并不呈現明顯的數量優勢,QH省的縣區級以下基層公務員占全省公務員總人數的53.6%,與省、市級機關公務員的規模相當。而民族地區相比內地而言,不僅地域遼闊、服務半徑大,且受宗教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發育、政治形勢等多因素的影響,日常行政管理和服務成本更高,同時也承擔著更高的行政道德責任風險。調研中發現,民族地區黨政機構中,特別是行政執法相關部門,限于人事編制派生出日益增多的“編外人員”,因為工作需要,常常從事與正式公務員相同的行政工作,直接面對基層群眾。這些“編外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為基層公務員隊伍整體道德評價及可能的道德偏差埋下了隱患。

  另外,目前公務員考錄延用的是80%筆試成績結合20%面試考核的方式,涉及考生道德素養方面的內容非常之少,大多就是籠統地要求考生沒有違紀違法記錄,這種形式對于剔除那些報考動機已經摻雜了不良行政道德素質的考生顯然難以奏效。特別是民族地區由于地處偏遠,工作生活環境艱苦,又須考慮雙語工作需求,所以在準入條件上一降再降,使得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各方面素養,包括行政道德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這樣的現實導致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整體行政道德素質仍然呈現出參差不齊、行政道德水平和能力相對不足的現狀,群體自身結構短期內難以得到有效優化,存在較大的行政道德失范風險。

  (二)行政道德素質與多重角色要求之間張力過大

  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大部分來自于基層,無論是個人成長歷程還是職業發展經歷,都是在與基層群眾交往互動中形成的,他們對于基層群眾的境況需求、期待和意見最為清楚,這些使得他們在維護群眾利益、化解社會矛盾沖突方面有著無可替代的優勢。但與此同時,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行政工作環境常被基層社會錯綜復雜的民族宗教文化氛圍所裹挾,在處理諸如維穩、草山糾紛等問題時,不可避免地受到當地社會關系及文化習俗羈絆,甚至是民族宗教、宗族部落的影響,他們需要根據不同場景不斷調整自我行為,以符合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角色需求,因而面臨更多、更復雜的道德責任沖突和角色沖突。

  作為承載著履行公共職能,維護政府形象的基層公務員首先需要滿足職業角色要求,無條件地履行地區行政工作,但作為具有經濟理性的普通社會成員,基層公務員同樣需要面對來自家庭和個體自身的利益訴求。因此,該群體面臨的最嚴重角色沖突來源于在實現公共利益的同時夾雜著私人利益,特別是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個人收入待遇離不需考慮自身利益而心無旁騖地充當好“公共人”還有距離的情況下,行政倫理道德規范的“灰色地帶”給“天高皇帝遠”的國家權力基層執行者留下打法律擦邊球的機會,也將其置于行政道德的角色困境和沖突之中。長期處于高尚理想與現實角色困境的艱難選擇中,可以說是作為行政道德主體的基層公務員自身固有的、且在現實行政過程中很難完全克服的局限性,要求基層公務員擁有在種種復雜矛盾關系中進行正確選擇行政行為的能力,如果不能處理好內外角色間的沖突,道德妥協、道德緘默,直至行政道德失范行為的發生也就難以避免了。

  (三)“為民服務”的行政道德目標意識弱化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是行政道德追求的終極目標。國家公務員的身份決定了其行政行為的價值取向不是個人利益,只能是執行公共權力和維護人民利益,基層公務員是否認同這一點體現了行政道德主體對行政價值觀、行政道德目標的清晰把握和內化程度。然而部分基層公務員權力觀念的偏差不僅折射出基層公務員對行政道德目標的認知模糊,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意識的弱化,同時也表現為在日常行政工作中不能完全做到“權為民所用”。真正全面落實“為民服務”行政道德目標任重道遠。值得注意的是,訪談中有基層公務員認為自己在職業身份上行使公權力,應該是“權為民所用”,但從公民身份上,應該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有追求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因此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貫徹上,該群體是存有困惑和搖擺的。這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才能更好地回應“為民服務”的行政道德目標意識弱化之現實。

  四、余論

  儒家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用基層老百姓的話就是“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作為基層社會公權力的執行者,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不僅是中國基層社會各行各業政治品德、職業道德體系的“龍頭”,也是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示范與表率。

  通過對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影響因素的多維度分析,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要實現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示范作用和引領作用,必須要不斷確立和強化基層公務員“為民服務”的行政道德價值目標,使其明確行政人員不是簡單地為自我實現而工作,而是以增加公共福利的方式為人民服務,[14]促使其無論是在對于社會財富分配和再分配權力的運用,還是其他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運用中,都能“守住初心”用之于民;在社會快速轉型的背景下,既要矯正基層公務員群體對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的片面理解,避免物質利益觀過度強化而扭曲成為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俘虜,同時也要糾正過度強調無私奉獻,關注維護基層公務員的合理利益訴求;在全面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要求下,既要提倡相信人性善,同時也要謹防人性惡,基層行政道德建設更應“擯棄賢人”政治誤導,避免大而化之的道德原則和“高不可攀”的道德楷模,注重行政道德要求的明確性、操作性,易監督性和可實現性,引導他們樹立和踐行基本的行政道德觀念、行為規范和準則,以秉公用權、廉潔從政作為立足點,做好本職工作,服務好群眾,并能有意識地抵抗不正之風。只有基層公務員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首先在基層社會建立強化道德權威,產生上行下效的道德影響力,國家整體的道德建設和社會風氣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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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訪談內容源自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藏區社會治理中的社會組織作用研究”實地調查。由于社會組織的受益對象大多數都處于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因此社會組織推進項目落地,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也深刻地暴露出代表基層政府與之互動合作的基層公務員群體之行政道德素養和內在影響因素。
  2對于作為行政道德主體的基層公務員而言,道德失范現象的調查屬于敏感性問題,為保證效度,反映道德不良行為存在的真實狀況,課題組沒有直接詢問被調查者本人的道德失范行為,而是收集了被調查者對“身邊不良道德現象”的感知度,間接反映基層行政道德失范現狀。

    王淑婕,袁志萍.民族地區基層公務員行政道德影響因素多維分析[J].攀登,2019,38(06):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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