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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任外交官劉錫鴻的政治思想探析

時間:2020-01-15 來源:學術界 作者:鄭義 本文字數:13939字

  摘    要: 以往對劉錫鴻的政治思想研究存在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傾向,而忽略了其具體所處的歷史語境。通過對劉錫鴻在出使英國前、出使英國時以及回國后三個時期的具體政治思想的梳理,分析他同洋務派在具體問題上的差異,可以明確其思想中的問題意識以及這種問題意識與他所見的西方存在的關系。劉錫鴻的保守思想與傳統守舊官僚存在明顯不同,這種不同就在于他的保守主張是基于對晚清中國社會政治現實以及對西方國家的觀察后得出,帶有明顯的現代保守主義特征。

  關鍵詞: 劉錫鴻; 士大夫; 保守主義; 官; 商; 民;

  劉錫鴻,原名錫仁,字云生,廣東省番禺縣人,中國第一任外交官。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劉錫鴻作為駐英國副使隨同公使郭嵩燾赴倫敦就任,后因與郭不合,于翌年三月調任駐德大使,赴任一年有余,于光緒四年解職歸國;鼐┖笠嗖坏弥,光緒七年因參劾李鴻章“蔑視綱紀”“藐抗朝廷”“腹誹諭旨”“妄言欺謾”“跋扈不臣”等罪名,被皇帝以“信口污蔑”之名“交部嚴加議處”1。本文希望通過從劉錫鴻這樣一個“小人物”所流傳下的日記(《英軺私記》)和書信文章(《劉光祿(錫鴻)遺稿》)論述劉錫鴻的政治思想,進而探討晚清傳統士大夫的問題意識。

  20世紀80年代開始,劉錫鴻進入經濟史研究者的視野,此后政治史與思想史學者也因其特殊的身份與傳奇的人生經歷而對其產生了興趣。但總的來看,這些研究是沿著“洋務”(革新)與“守舊”(保守)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思路來進行研究的。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目標是探討劉錫鴻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問題意識是什么,即“他關心什么”這個問題和他看到的西方存在何種關系,以及士大夫在晚清社會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為了闡明他的政治思想,本文將以出使前后作為一個劃分思想變遷的節點,并將以此分別對劉錫鴻出使前、出使英德期間以及回國后的思想分別進行闡述。

  一、劉錫鴻出使前的政治思想

  劉錫鴻出使前的思想是理解他出使后思想的鑰匙。以往研究者雖然已經注意到劉錫鴻在出使前已經是一位具有“經世精神”的幕僚和官員,但仍然將目光集中于他的保守的言論,2進而忽視了他保守言論背后的語境。劉錫鴻在科舉中獲得舉人功名,在出使之前擔任過幕僚,主要從事鎮壓民亂、應對自然災害等工作。3郭嵩燾也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本部分我們希望通過他和洋務派士大夫如李鴻章、郭嵩燾以及丁日昌往來的信件來探討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同洋務派之間的基本分歧。

  首先,劉錫鴻同洋務派在對中國和西方的諸多認識問題上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他們都承認晚清中國面臨著巨大問題,不得不進行改變。在他的文章里,我們能看到他認為問題根源并不在于軍事上的落后,而在于財政虧空所導致的社會風氣的敗壞:

  中國空虛不在無船無炮,而在無人無財,此皆政教之過也,政教既失,豈惟外洋之足患哉。夫士習之壞,向第陰背夫義以從利耳,今則顯然逐利,并不知有義之名。民風之壞,向第尚力而未能重德耳,今則長幼無序,且并不知有貴賤之分,此等氣象尚能久安無事乎?4
 

中國第一任外交官劉錫鴻的政治思想探析
 

  也正因如此,“練兵制器”等措施非但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反而會加劇政府的財政虧空。出使英國前,他在參觀上海格致書院時還發表過一番類似的言論,指出士習的敗壞是帝國政治和社會危機的根源,而形成士習敗壞的根源則出自士人治學與教人方向的轉變:

  自西洋各國以富強稱,論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謂其富強實由制造。于是慕西學者如蟻慕膻,建書院以藏機器,而以格致名之。……原夫士之所以可貴而居諸民上者,謂其志行之超越庸俗也。乾嘉以前……文字必具有根柢,窺見學問經濟之蘊……故先輩教人,常令浸淫于經史,饜飫于先儒語錄,深求圣賢自治之道,博考帝王御世之方。……今之時藝則不然。……往往無一語窺及圣賢命意者。影響近似,遂掇科名。競致應舉之人,不必誦習經史語錄,不必講求學問經濟之理,而惟取時文之習褒,略觀而摹仿之,即可自謂文士。今之仕宦,操奇計贏之商賈也。以百工商賈之行,而為臨民治世之事,安望有裨哉?故欲拯今日之貧弱,當由傷吏治始。傷吏治,當由端士習始。端士習,當由審義明道始。5

  正因如此,端士習、正風俗等措施就成為解決危機的必然手段。一直到此,劉錫鴻的思想與“洋務派”主張基本相同。但是雙方在細節上還是存在不同,這些不同之處導致他同洋務派在手段和方法上的截然不同。比如洋務派士大夫重視西方“格物之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學習西方具體制度,而不僅僅只是從表面上學習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郭嵩燾認為“西洋之法,通國士民出于學,律法、軍政、船政,下及工藝,皆由學升進而專習之,而惟任將及出使各國,必國人公推以重其選”。6與之相反,劉錫鴻并不關注西學的具體功能,而是重視西方自然與政治法律制度形成的原因。他從傳統士大夫的視角審視西方,認為中國和西方都首先看重的是“養民”,但是如同孟德斯鳩一般,他也認為不同的地理環境造成西方與中國在“養民”的措施上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因此,雙方需要結合自己的國情,采用不同的制度,來實現“養民”的目的,不能在忽視這一前提下盲目學習西方通商和律法等。7這樣一來,“勸農”還是“重商”這種分歧就不再是“保守”還是“進步”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種手段上的取舍,這種觀點與單純視西方國家為蠻夷存在本質上不同。劉錫鴻認為英國等西方國家之所以重視商業,是從自身國情出發而采取的理性選擇,這樣在他的眼中,對于西方國家“重商”的措施就不再具有“天朝”對“夷狄”那種蔑視的眼光,而中國之所以以“勸農”為“養民”的手段,是因為中國沒有英國那樣的島國“地狹而不腆”的劣勢,那么從資源合理利用的角度,中國顯然應當生產更多的產品:

  政教昌明之世,人皆盡力農圃,故耕深耨易而所獲倍豐。其無田地可耕者,又以手足之勤繁生庶物,供人所必需,而即資以自養。7

  劉錫鴻“重農”,正是因為農業使人獲得谷物糧食、原材料等生活的必需品,因而重農在任何一個有農業生產能力的國家都是治國的基本措施,這在現代觀念中已經成為常識。除了對于“重農”的分歧,劉錫鴻同洋務派在對商人認識上也存在差異。劉錫鴻認為西方國家無法實現糧食等必需品自給自足,這就需要商人對產品進行運輸與交換,但中國完全沒有這種需求,因而商人在中國也就是一種無用的階級。由此我們能夠發現在劉錫鴻的觀念中,中國與西方的商人存在根本區別———為了滿足去遠方交易的需求,西方商人會花費大量金錢投入大噸位海船等器物的技術研發,這就是西方商業促進科技乃至國力進步的根源,但是中國“家貲十萬以至數十萬,自有本土田宅店肆”的商人,“可以衣粗食稅履坦途以為安”,因而缺乏遠洋貿易的動力。4因此缺乏遠洋貿易動力,中國商賈也就缺乏航海技術創新的動力。另外,劉錫鴻以傳統士大夫的視角視中國商賈相較于西方商人缺乏契約精神。4

  總之通過正反兩方面的論述,劉錫鴻認為中國并不具備英國之類國家發展遠洋航海貿易的條件,只能通過“勸農”實現“養民”的目的,而發展商業對朝廷來說非但不能夠實現“養民”,反而會對中國的政教造成傷害,因為商業的發展必然會重現晚明因為商品經濟而形成的“奢靡之風”,這必將加劇本就動蕩的政局,從而加速社會的分裂與政治的崩潰。因而作為統治集團的一員就必須盡可能地制止商業的發展。另外,劉錫鴻同洋務派士大夫在對西方商人“階級屬性”的看法上也存在分歧。郭嵩燾等洋務派基于中國“士農工商”這樣的傳統分類將西方資產階級同政治家視為不同階級,同時西方的“政教”同商業之間也存在一種“本末關系”,正是中國同西方相似的“本末”,造就了中國學習西方的基礎。6但是,劉錫鴻并不認可這種類比,他將中國與西方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而且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之下還隱藏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此他對洋務派提出了尖銳批評:

  洋人之商賈與聞政,官商相保衛,資商力以養兵,非其法較中國為善也,情形向不侔也。洋人所謂國主,無異鄉里中之首事,……國主由公眾舉,承辦一國之事,而不能專斷其事,遇事則集富室大家,及一國之眾而公議之……議既成,按貧富各出財力同為辦理。……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于一尊,財賦歸諸一人,尊卑貴賤禮制殊嚴,士農工商品流各別……逐末之人何得妄參國是?4

  也就是說,在劉錫鴻看來,西方的“朝廷”和商人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本末關系,政治家與商人之間也不是如中國士農工商那樣的并列的階級,而是屬于同一階級,即國君、貴族本身也具有資產階級屬性、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在政體的形式上,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也就由商人資產階級們“公議”而決定了。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洋務派對西方國家內部階級的看法,更加接近于西方國家的現實政治運行情況。這種看法最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在劉錫鴻的思想中,中國與英國等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統治國家的主體不同,也就是對“誰執政”的理解不同,他認為西方國家國內政策是由商人主導制定的,自然國家利益就在于維護商業利益拓展市場,而不是如同洋務派認為的是士(政治家)商(商人)協商而定。

  劉錫鴻認為中國不能如西方國家那樣發展商業的另一個理由在于,中國商人階層雖然道德、技術等方面不如西方商人階層,但在中國內部,他們與士農階層相比雖然名義上處于社會“底層”,但卻是最容易獲利的階級。強大的經濟實力與低下的社會等級這種矛盾,必然會導致社會道德的衰敗直至社會秩序徹底崩潰。因為在以官僚(仕)—學者(士)聯合統治的傳統社會中,牟利后的商人必然會選擇以金錢賄買官員的身份,這顯然會對傳統社會形成沖擊。而乾嘉朝以后朝廷不斷通過開捐納稅增加財政收入的行為也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制治,必須朝廷操利,權利不足操朝廷之權,然后可冀效誠于商賈,漢初制商賈不得衣著帛,商賈之子不得仕宦是法之最善者。蓋重農抑商所以教勤樸,而廣生財之源,重士抑商多以勸德行,而立制治之本其實抑商賈之利權,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權。朝權伸則商賈之利皆其利矣。謀富國當從此大處著想。4

  總之,在劉錫鴻看來,郭嵩燾所說的那種官商分工在英國根本不存在,自然這種臆想出的分工更不可能在中國實現。因此劉錫鴻的主張也就被后來研究者詬病為“堅持封建主義賤商、抑商思想”。8具體來說,他采用了一種從古至今士大夫通行的措施,堅持不讓商人參政的同時勸說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提高生產效率,因為這種方法已經經受了上千年傳統社會的考驗。而對于士大夫的責任,不在于學習西方的技術而在于身體力行地教化百姓,以身作則崇尚簡樸:

  生物以生財者,農圃、漁樵、蠶桑、織牧及百工也,耗物以耗財者,衣也、食也、用也,承平之世,吏治修、政教明、民皆務本知檢……因以日減傷財之物轉以日增其害之最甚者尤莫如商賈多而仕宦眾。商賈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誘人財者也。……仕宦者衰生物之人之財而掠奪之,以自裕己財者也,取之易而去之易。一商賈之衣食用度十人或百數人之衣食用度也。……以其華侈之習漸染乎鄉里閭巷,于是農圃、漁樵、蠶桑、織牧百工技藝之輩亦皆懈弛。9

  這樣的看法顯然同倭仁、李鴻藻等保守派官僚的觀點是相似的。但相同的結論并不能足以說明劉錫鴻同倭仁、李鴻藻持相同的政見,在劉錫鴻的書稿中,我們能夠發現其保守的言論大多來自于和洋務派的私下通信,從這些書信的寫作目的看,他與洋務派官僚如李鴻章、丁日昌、郭嵩燾等保持著極其緊密的聯系,而且這些人也愿意就自己的觀點與劉錫鴻探討。這就表示劉錫鴻與洋務派之間在認識的源頭上并不如以往研究者認為的那樣巨大。但很顯然,劉錫鴻與洋務派基于對中國與西方共同的認識,卻導致了他們最終結論的不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劉錫鴻在政商關系這一問題的認識上同洋務派產生了分歧,即在劉錫鴻的思想中西方政治的出發點是基于西方社會是由資產階級(商人)所主導,而洋務派(尤其是郭嵩燾)將西方的政商關系視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分工。正是這種對政商關系的看法影響著他對英德等西方國家的觀察,在出使英德考察西方國家的過程中,他始終以“和中國完全不同的西方國家是如何制定自己的政策的”這樣一個問題作為自己的視角。以下我們將探討劉錫鴻在出使過程中是如何回應自己的問題的。

  二、劉錫鴻眼中的“西方”與現實主義政治觀

  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正處于劇烈的變動中:首先選舉權在19世紀下半葉呈現出擴大的趨勢,自1848年革命以后,中產階級以及工人階級對于政治權利的需求越來越高。在郭嵩燾、劉錫鴻等朝廷大員前往英國時,“第二次改革法案”與“秘密投票法”相繼通過,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獲得選舉權,同時貴族和教會這樣的傳統勢力依舊保持著自己的力量。在選舉權不斷擴大的同時,英國經濟卻趨于停滯,格拉斯哥銀行與西英格蘭銀行相繼破產加深了經濟危機,致使整個英國陷入大蕭條之中。正是這種局面,致使英國政府需要采用一種帝國主義策略來應對和轉移國內的矛盾。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光緒二年(1876)10月17日,郭嵩燾和劉錫鴻帶領翻譯張德彝等人員出使英國,劉錫鴻也是據此觀察西方并形成了自己對于英國的認識。

  首先在途經新加坡、蘇伊士、馬耳他等南洋和北非城市的出使途中,劉錫鴻對當地的學校、博物館、監獄和炮臺等軍事和政府公共設施進行了參觀考察,并對各國在南洋的殖民統治產生了濃厚興趣。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在他的觀念中西方的殖民統治與朝廷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所施行的“土司制度”具有相似性。他首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得出了英國統治南洋的意圖:

  英人以此地為西南洋沖要,姑薄其稅,招徠商賈,冀成大埠,以供其往來困乏之需……蓋其立國意在四出占踞埠頭以圖富,而又不愿分駐多兵,耗費餉糈。……然今俄羅斯因其舟楫南來,水陸相隔,謀并土耳其國以疏四達之海道。土耳其國一失,則由紅海建瓴而下,不特印度須加嚴守,即亞丁東南各埠,處處當設重兵。左顧右盼,防不勝防,英人將有跋胡疐尾之憂乎?10

  同時他也從經濟領域得出了南洋對于西方的重要性,即此處為西方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資源,它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全球商業活動中重要一環。10而之所以不用軍力意圖在于縮減軍費,顯然在劉錫鴻眼中,強大如英國這樣的國家也面臨著軍事支出導致財力不足的狀況,何況對于本就財用不足的中國。

  使團于翌年一月底抵達倫敦,作為副使的劉錫鴻首先為英國的繁華所震撼,在日記中他表達了對這一景象的贊嘆:

  威君請以私質諸德爾秘。辭出后,乘便周游街市。衢路之寬潔,第宅之崇閎,店肆之繁麗,真覺生平得未曾見也。道上有鎧甲紅衣乘馬而立者,謂是國主護軍,守路彈壓,遙望之如鐵鑄人。入夜,各街燈燭攢光,火山星海,殆無以過。11

  受到這種景象的沖擊和感染,他參觀與走訪了倫敦的圖書館、蠟像館、報館、議會、政府機關、銀行、電報局等地,大致了解英國的制度后,對英國體制進行了由衷的贊美:

  兩月來,拜客赴會,出門時多,街市往來,從未聞有人語喧囂,亦未見有形狀愁苦者。地方整齊肅穆,人民鼓舞歡欣,不徒以富強為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12

  這說明通過對英國的考察,已經顛覆了他原先在來英國之前的想象,也說明了在當時絕大多數的士大夫眼中,英國雖然強大,但其文明也僅相當于匈奴、回紇這些歷史上強大的“蠻夷”。在糾正了自己的認識后,他評價英國的“政俗”:

  惟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全未之講,自貴至賤皆然。此外則無閑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12

  這種“無閑官”“無游民”“無隔閡之情”“無暴政”“無虛文”的政治景象,在劉錫鴻的心中基本已經可以與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相提并論了。

  在考察英國政府時,他看到自宰相以下,“各衙門”工作人員都不多,“皆總辦一人”“幫辦四人”“司事數人不等”,但是這群人卻能在工作時“五官并運”、各盡其職。12同時,劉錫鴻極其關注英國內部的各種權力機關間的互動和制衡:

  百工各司其事,亦無總辦者。刑司以其律例,與國君抗衡。教師以其教,與國君抗衡。其尊崇均若特席,非老死不易其人。13

  在考察過英國的總體面貌與政府機構之后,劉錫鴻開始思考是何種原因導致了英國社會能夠呈現出大同社會的面貌。在考察英國社會體系時,劉錫鴻認為正是因為“各出心計以殫力于所業”才能使“通國無賭館、煙寮,暇則賽船、賽馬、賭拳、賭跳,以寓練兵之意”。除了社會各階層分工良好,各司其職之外,政府對于整個社會的保障與福利體系也支撐著整個國家朝著大同社會的方向發展。在談及英國政治與社會時,劉錫鴻曾多次認為英國政府對民眾“制治最恕”,它除了表現在“孤窮廢疾”與“異方難民”被政府安置于“養濟院”,國君還時常遣人“查驗其寢食”之外,甚至在監獄中對待犯人都比中國要寬仁許多,他對于英國司法中對犯罪者“仍優養之”的做法表現出驚訝的態度,這個國家的司法“無殊死刑”,也沒有鞭刑?梢哉f,這樣的政治體系具有“以民為重,懲戒從寬”的特點。14而寬仁的政治導致了英國人對于“禮”和“善”的追求。在和普通英國人接觸后,劉錫鴻得出“倫敦人最喜以行善”和“英人講求教養”的論斷。倫敦人“老幼、孤窮、廢疾、異方難民,皆建大房院居之,優給其養。”除此之外,“有所謂施醫院者,已于正月初四日記其大概。然倫敦正不止此,每數里即有夏屋渠渠,萃貧民而療其所患。”15這種全民的喜行善的社會風氣顯然不是憑空產生的,劉錫鴻認為這是在英人對教育重視下的必然結果:

  喜逸而惡勞者,人之情也。難善而易惡者,人之習也。設學以謝子弟,人不志是,則姑聽之,未有皆馴然束身以就吾范者。英人慮此,特為官法督治之。不循其教令,雖三尺童子猶拘諸改過房,俾習苦于布、麻,金、木諸匠作,以制為有用之器,故監牢亦學塾焉。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16

  這種相對于中國完善的教育與社會保障是建立在英國經濟和技術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的。劉錫鴻承認這一點,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對于“技術”的態度是曖昧與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認技術的進步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但另一方面這種技術的進步有可能導致重科學而輕道德。其原因在于,劉錫鴻認為英國的“實學”相對于中國的“實學”范圍縮小了,而縮小的部分就在于英國的“實學”只是重視技術成分,而不如中國“實學”在強調技術的同時還需要強調“圣學”,17而中國許多士大夫在看到英國技術強大的同時想當然地將“圣人之教”當作空談,他對此提出尖銳批評:

  今西洋之俗,以濟貧拯難為美舉,是即仁之一端;以仗義守信為要圖,是即義之一端。誠因其所明推之,以率由五倫之教,君臣相愛而堂廉之分明,父子相愛而喬梓之道明,兄弟相愛而長幼之序明,夫婦相愛而內外之辨明,朋友相愛而敬讓之誼明。藹藹乎,秩秩乎,雍穆整齊,不因好勝而奮爭心,不恣貪欲而動殺機,生靈之禍,即于是乎息。非然者,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為富強,遽謂為有用之實學哉?18

  在他看來,相對于西洋的“仁”和“義”,這種“英國之實學”顯然并不能夠代表英國先進的本質特征。“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與其說是“實學”不如說只是“雜技”而已,它們僅僅只具有“器”的特征。而西洋之“道”被中國的士大夫完全忽略了,這種情況在劉錫鴻的眼中顯然是一種舍本逐末的方式。因此劉錫鴻在貶低英國的“實學”為“雜技”的同時,卻突出強調了西方政治中“仁義”的特征,這種“仁義”來自于其特有的“官”和“民”的關系。他在日記中不止一次談及西洋為“民主之國”,認為英國民眾在一定程度上制衡著官員的力量,比如在《開會堂情形》中,他認為“英國宰相之進退,視乎百姓之臧否”。19而在論及英國地方政治時,劉錫鴻極為推崇英國的地方自治,他以中國傳統的“鄉老”“里老”理解英國地方議會議員,這種制度之所以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官”和“民”之間實力均衡,而民眾之所以有如此權力主要源于英國民眾掌握了巨大的財富,他們能夠通過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實現自治,使其成為國家政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種看法與他對西方社會的看法類似,如上文論述的那樣,在出使英國前,劉錫鴻已經將“商”視為西方政治(主要是對英國)的主體,而現在他將這種看法擴展到普遍的“民”,這對于信奉“有恒產者有恒心”的傳統士大夫來說,無疑在萬里之外的英國找到了現實圖景。另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劉錫鴻在論述官民關系的時候,已經意識到“官”并不懼怕“民”的自治,反而是“以民治民”這一環節中的制度保障,在他的觀察中,我們甚至還可以發現他已經注意到“官”在英國政治中“守夜人”的角色。20

  如同中國許多思想家與政論家一樣,在劉錫鴻的思想中同樣具有諸多“矛盾性”,這主要體現在他肯定“富民”帶給英國社會以“仁義”的同時,又很矛盾地指出“民”的“富”有時候會造成社會道德的下降。他認為,“民”之所以會“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英國“實學”的發展。但是“實學”的發展與進步也同時會使人們養成好逸惡勞的惡習,并且在發展“實學”的過程中,開支巨大,對于英國國力就造成了“虛耗”,這種虛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英國的經濟危機,以至“每歲所入,皆不敷出,積欠國債至八萬萬金錢,實中國銀二十六萬七千二百四十萬兩有奇”。12但是,他有時對自己的思想并不堅持,比如在參觀泰晤士報看到高性能的印刷機與工人高效的配合時,有人給他普及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經濟學常識,即技術創新導致產品產量和質量的提升,從而促進商業發展,進而在稅收增長的前提下,國家才能夠救濟更多的貧民。通過報館人員的講解,他還在日記中糾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承認英國“不憂其虛耗”,也正因如此,在日記中他大贊英國鼓勵“實學”的方式。21但是這種思想上偶然的矛盾性并不影響其思想的一致性,他對于“實學”導致人“好逸惡勞”的觀點在此后的日記中并沒有完全改變。應當說,機器的發展解放人力這種判斷并無不妥,但是劉錫鴻卻將這種判斷視為一種道德上的墮落,在考察英國的現代農業時,劉錫鴻問地方官當地“義塾”的數量,在得知數量增加時,他認為“義塾”的開辦是英國防止民眾安逸墮落的有效手段,因為“義塾”主要以傳授職業技能為主,其目的就在于預防無業人員走上犯罪的道路。22因此,劉錫鴻堅持英國的強大和社會的“仁義”是建立在“富”的基礎上的。

  以上我們通過劉錫鴻對英國的觀察能夠發現,他對英國以及西方的關注點和興趣點并非簡單同中國類比,并不曾因為英國不同于中國情形就對其簡單地持否定態度,而是將傳統士大夫所堅持的價值作為自己判斷標準,即“仁”“恕”“樸”等,凡是符合這些認知的,他都不遺余力地贊美,而與傳統價值不相符的,他都持一種觀望與否定的態度。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評價方式,他認為西洋(尤其是英國)的富強完全在于自身的政治基礎(“根柢”),也就是“官”和“民”實力相當,形成這一政治情景的原因在于英國的“民”本身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也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他所觀察的英國其實也并非英國真實的圖景,而是自身基于自身知識結構而產生的英國的“鏡像”,這種“鏡像”又對他反觀中國形成了一種“現實支援”,在回國后,他也是從這一點和洋務派產生了巨大矛盾。

  三、劉錫鴻對洋務派士大夫的批評

  劉錫鴻的外交生涯短暫,從出使英國到轉任駐德公使,再調任回國前后僅一年半;貒笾饕喂獾撍律偾、通政司參議,這些官職反映出他在回國后顯然沒有再得到重用。但是從其著作中所載奏折與《清實錄》相對照看,劉錫鴻回國后顯然也是不甘寂寞的,他上書主要圍繞兩件事:一為修筑炮臺事宜,二為反對仿造西洋火車。23在《訪求鑄造炮臺模式折》中,我們能夠發現他在軍事方面具有很長遠的眼光,其所提出的鑄造炮臺的方案在其被免職交部議處后依舊被皇帝認為應當遵循,24這也再次印證了他本人并非一個在意識形態上“保守”的官僚,而是一個具有“經世”精神的實務型官員。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并非只是保守官僚在意識形態上的頑抗,而應當存在他對于現實政治的思考。本部分我們將從這一奏折中探討他和洋務派士大夫之間的主要分歧。

  《清實錄》并未談及《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但據日本學者考證,該文應寫于光緒六七年間。25在這份奏折中,劉錫鴻在以往“恐引敵入室”“奪民生計”的基礎上列出中國不宜修筑鐵路的原因多達“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26

  在“不可行者八”中,他認為,僅修從廣州到北京的鐵路就需要耗費七千萬兩白銀,如此巨大的國帑消耗,顯然是中國的官民雙方都無法承擔的(不可行者一、二);同時開鑿鐵路必然也會侵犯當地風俗,引起不必要的官民沖突,為本來就不穩定的王朝平添亂相(三);而修造和經營鐵路的過程中,官吏將不可避免地會利用自己的權力謀求腐敗(四)。這些理由顯然同以往反對修筑鐵路的理由大致相當。26但是,除這些理由外,劉錫鴻還從中國政治現實層面提出了自己反對修鐵路的緣由。他認為,西方為了保養鐵路、防止事故,政府擁有一整套完善的保養管理鐵路、車輛的“責任負責制”,但是這種責任制在中國并不存在:

  西洋之法,人茍失職,有據官紳親見親聞者,皆可懲究其罪,不以非所屬而遠嫌,故耳目多而人不敢犯令。若中國則官各有職、界限劃然,茍無管轄其人之責,即不能斥治其人之非。汛兵而離汛、堡兵而離堡者幾視為固,然惟伺其本管官出巡一輿之面即復他去,況辦理火車委員初無刑賞之柄,自鮮巡行之時。修道者或貽誤覆車,必待送諸地方官,傳質紛紜,然后施之薄責而仍無補于其事,人何所畏而謹守職役。26

  在這一理由中,我們發現劉錫鴻對于中國官制中“官各有職、界限劃然”的現象有著極大的不滿,在他看來,這是導致中國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官各有職、界限劃然”往往意味著士大夫缺乏責任意識,官員們基于現實利益不敢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與之相反,西方并沒有這一問題,那里無論是“官”還是“紳”都可以對自己所見發表意見,同時官員也愿意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劉錫鴻認為,導致官員“界限劃然”的政治現象是由“尊卑貴賤禮制殊嚴”“士農工商品流各別”的傳統,強調“殊”和“別”的等級制政治文化造成的。同時,這種情況在修筑鐵路的過程中必然會令大小官吏各盡其能的貪腐,從而加速士大夫群體的墮落和腐敗。

  由此可見,劉錫鴻主要是從官、民兩方面論述在中國修鐵路“不可行”的。民的方面即修鐵路“擾民”也不能使“民富”,而官的原因則是基于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當時的政治現實而發。兩方面都是基于當時的現實而闡述。

  “無利者八”主要是針對主張修鐵路者的論據反駁的。比如,主張修鐵路者認為修鐵路能夠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而劉錫鴻指出中國當時只有國內貿易,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對外貿易;主張者認為鐵路能夠便于國內軍隊的調動,而劉錫鴻認為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相對于運兵,防止兵亂才是朝廷首先需要考慮的;對于主張者認為修鐵路能夠盈利這一觀點,劉錫鴻以輪船招商局為例,認為引入外資、借助外貸所產生的利息遠高于鐵路帶來的利益。26

  至于“有害者九”則是完全從民生與國家財政的角度上考慮,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下修筑鐵路,將對本就孱弱的朝廷財政和國民生計造成嚴重沖擊。比如,修筑鐵路需要征購大量民田,這將造成大量農民失地,進而使這些農民成為流民;而修鐵路必然會加速外國商品在國內的流通,進而導致國內富商巨賈奢侈程度的加深,并導致物價的上漲;國內的技術條件不足以維護鐵路與車輛,而洋人勢必會借技術上的優勢加大對朝廷的盤剝,進而造成國家財政的進一步惡化。26

  通過這些反對的理由,我們能夠發現,劉錫鴻對晚清國內政局的認識充滿了一種悲觀意識,他認為官僚腐敗,民眾普遍缺乏公德心,官員之間“各有其職、界限劃然”,官民之間上下隔閡。這種對于國內政治情景的認識相對于李鴻章、郭嵩燾等洋務派士大夫樂觀態度截然相反。比如在反對修鐵路時,劉錫鴻指出官方向民間籌資困難原因就在于“近年百姓受欺于官屢矣”,他以建輪船招商局為例,原本朝廷許諾三四分的利息結果民眾到手只有五厘,這樣在劉錫鴻的眼中,一個經濟上借貸問題就被他還原成為官民互不信任的政治問題。26

  悲觀的意識還不止于此,他還否定了朝廷通過改革改變現狀的可能性。劉錫鴻在出使英國之前,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政治的基礎就在于王權對社會的控制,即“政令統于一尊,財賦歸諸一人”,4也就是說他認為皇帝在中國政治與社會中擁有最高權威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而“官各其職、界限劃然”是皇帝為了統治需要維護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統治手段,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態,勢必會對王權專制造成影響,這對于一個傳統士大夫來說,并不是一個能夠接受的選項。另外,劉錫鴻也認識到,不但政治上改變“官各其職、界限劃然”不可行之外,整個中國社會也完全不同于英國。雖然劉錫鴻將英國的地方自治理解成“漢之三老”,但是,他也清楚,中國社會并不同于英國,英國社會并不是一個官本位社會,而中國地方社會中,鄉老往往會和“官”相勾結魚肉鄉里,而不是如同英國那樣民眾監督“鄉老”。20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劉錫鴻將改變晚清中國現實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對人心的改善上,因為在政治制度無法變革的前提下,唯有通過以圣人之教教化民眾,提高民眾道德素質以外,沒有任何改變晚清中國落后的方法。因此,從劉錫鴻出使時對英國的贊美,與對中國現實的無奈,我們能夠認為,他與其他守舊士大夫相比,其內心并沒有對于天朝上國制度與文化上的迷信與崇拜,而更多的是基于對現實政治考慮后不得已的選擇。而他和洋務派士大夫之間的爭論,也并不是如以往學者所言是派系之爭,而是他已經看清晚清中國政治中結構性的矛盾,即一切問題都是基于王權宰制社會而形成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是士大夫階層無法解決的,因而,他并不認為通過學習西方國家的技術手段等“器”的層面就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他的這份《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也預示著洋務派士大夫改革主張的破滅。

  四、結論

  通過對劉錫鴻政治思想的梳理,我們能夠發現劉錫鴻的政治思想不論在出國前、出國時還是回國后,其關注點都是基于晚清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這種立足于現實政治的“保守”觀點已經具備現代“保守主義”的諸多特征,即所有的政治思想與觀點均來自于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政治現實,而非學理與哲學的推斷。具體來說,劉錫鴻并不將自己的思想與主張建立在“三代”或者“西方”這些臆想出的理想之上,而相反,他對于英國等西方國家的認知來自于對中國現實政治的刻意觀察。在出使英國前,他已經意識到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因而模仿西方國家,僅僅在器物層面改革無法達到目的,反而會對晚清中國現實政治造成更加劇烈的破壞;在出使英國時,劉錫鴻通過觀察英國政治的方方面面,針對自己腦海中的中國現實,觀察與理解認識英國社會,他對英國政治與社會給予了高度評價和贊美,認為英國政治與社會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儒家理想社會,但是這種社會仍然不具備中國模仿的價值;回國后,作為一個親身去過國外的士大夫,他以自身經歷和知識建言修炮臺,反對修鐵路,不論做何事都是源自于自己對于現實國情的理解,他悲觀地發現,中國社會“政令統于一尊,財賦歸諸一人”這種狀態是導致一切問題的根源,但是這個根源是他無法改變的,也是他必須維護的,而洋務派的改革提議并不能改變晚清中國的境況,反而會使得千瘡百孔的國家更加貧弱,這種悲觀的預測,導致其主張趨同于其他保守的士大夫。這種保守的主張顯然具備現代“保守主義”的第二大特征,即以“秩序”作為第一價值,在提出具體政治措施與主張時需要考慮社會穩定因素,將社會穩定與政治持續發展作為首先需要考慮的因素。也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樣一個傳統士大夫的觀點視之為觀念上的“守舊”“落后”,而應當認識到“保守”主張蘊含著諸多基于對晚清和世界的理性認識這種帶有明顯現代“保守主義”的特征。

  注釋

  1《清德宗實錄》卷127,光緒七年二月甲寅。
  2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3《劉錫鴻傳》,《碑傳集三編》卷一七,見《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1722頁。
  4[9][10][12][13][42]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劉光祿(錫鴻)遺稿》卷二,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4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184、185、198-199、201、178-179頁。
  5劉錫鴻:《觀格致書院后》,《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50-51頁。
  6[11]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第344、345頁。
  7[8]劉錫鴻:《錄辛未雜著二十二則寄答丁雨生中丞見詢》,《劉光祿(錫鴻)遺稿》卷二,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4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269、235頁。
  8宮明:《劉錫鴻的反洋務思想及其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
  9劉錫鴻:《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雨生中丞書》,《劉光祿(錫鴻)遺稿》卷二,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4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149-150頁。
  10[17]劉錫鴻:《英人經營南洋》,《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57-58、57頁。
  11劉錫鴻:《初至倫敦》,《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70頁。
  12[20][21][30]劉錫鴻:《總論英國政俗》,《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110、109、109、111頁。
  13劉錫鴻:《英國衙門官制》,《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85頁。
  14劉錫鴻:《蠟人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87頁。
  15劉錫鴻:《倫敦多善舉》,《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154頁。
  16劉錫鴻:《英人講求教養》,《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208頁。
  17劉錫鴻認為英國“實學”包含電學、熱血、光學、氣學、力學、化學、天文學等內容。(劉錫鴻:《英人講求教養》,《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127頁。)但是“實學”一詞是一個中國儒家經世學派常用術語,這一詞除了包含技術方面,還有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在賀長齡、魏源編的《皇朝經世文編》中,就分“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幾個部分。(賀長齡、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目錄,魏源:《魏源全集》第13冊,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
  18劉錫鴻:《觀電學有感》,《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129頁。
  19劉錫鴻:《開會堂情形》,《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84頁。
  20[43]劉錫鴻:《英國地方官之制》,《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158-159、157頁。
  21劉錫鴻:《觀戴晤士報館》,《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99頁。
  22劉錫鴻:《機器耕作》,《劉錫鴻:英軺私記;張德彝:隨使英俄記》,朱長純、楊堅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160頁。
  23當然,這并非是說劉錫鴻在光祿寺少卿這一職上僅上書這二事,而是說他的奏議中他最得意的(選入自己的文集)以及皇帝的回應(《清實錄》記載)中,這二事顯然是最重要的。并且此二事也并未全部得到皇帝回應。其中被學者廣為引用的《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一文就未得到皇帝的回應。
  24《清德宗實錄》卷184,光緒十年五月丁酉。
  25[日]溝口雄三:《一個反“洋務”派的記錄---關于劉錫鴻》,《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254頁。
  26[37][38][39][40][41]劉錫鴻:《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劉光祿(錫鴻)遺稿》卷一,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4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73、73-78、73-78、82-96、86-105、73-74頁。

    鄭義.劉錫鴻的“保守主義”政治思想研究[J].學術界,2019(12):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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