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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政黨協商的倫理思想對當代的啟迪

時間:2020-03-10 來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李雅興,伍安 本文字數:13884字

  摘要:毛澤東在與國民黨及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的過程中,形成了內容豐富的政黨協商倫理思想。這一思想既根植于中華五千多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又催發于毛澤東的成長歷程和偉大革命實踐,經歷了發端、形成和成熟的過程。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創立者,毛澤東奠定了公平正義、誠敬謙和、民主平等、廉潔勤政等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為開展協商提供了道德基礎和作風保障。深刻理解毛澤東政黨協商的倫理思想,對推進新時代政黨協商具有重要啟示,必須堅持以強國復興為協商目標,以黨際關系平等為協商前提,以道德品行夯實協商基礎,以民主作風提升協商實效。

  關鍵詞:毛澤東; 政黨協商; 倫理思想; 民主黨派;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Mao Zedong followed certain codes of conduct and norm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with the Kuomintang and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which contained rich Party ethics. The ethical thoughts of Mao Zedong's party were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ore than 5 000 yea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thical thoughts of Marxist party. They also ushered in Mao Zedong's growth process and great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origin, formation and maturity. The value orientation, behavior mode, organizational dignity and moral quality of the consultation constitute the party ethics of fairness, justice, sincerity, democracy, equality, honesty, and diligence, and provide moral foundation and style guarantee for developing consultatio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o's ethical thoughts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nsultati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insist on strengthening and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as the goal of consultation, and taking equal inter-party relation as the premise of the consultation, enhancing moral character as the basis of consultation and improving democratic style as factual effect of consultation.

  Keyword:

  Mao Zedong; party consultation; ethical thought; democratic party;

毛澤東

  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標,就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事務,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直接進行政治協商的重要民主形式[1].它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最重要的形式,也是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毛澤東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創立者,在與國民黨及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的過程中,遵循一定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形成了內涵豐富的政黨協商倫理思想,包括公平正義、誠敬謙和、民主平等、廉潔勤政等,是毛澤東處理政黨關系的獨特標識,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以往學界很少有涉及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研究,這無法凸顯毛澤東作為人民領袖獨特的人格魅力,也就無法理解毛澤東政黨協商思想穿越時空的永恒價值。本文試圖對毛澤東政黨協商的倫理思想進行梳理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形成理路: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來源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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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政黨協商的倫理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對中華五千多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承發展中得出來的,是從毛澤東個人成長歷程和偉大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

  第一,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之中。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有著豐富的關于公平正義、誠敬謙和、民主平等、廉潔勤政的思想和實踐,為政黨協商的倫理思想提供了豐厚的精神滋養。我國古代的"公天下"和"天下大同"思想是公平正義的思想淵源;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誠之者,人之道也""禮者,敬而已矣""滿招損、謙受益"等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成為誠敬謙和的思想來源;"君子和而不同""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成為民主平等的思想來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公生明,廉生威"及千百年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是廉潔勤政的思想養料。毛澤東非常重視對傳統文化的汲取,《講堂錄》記錄了他學習國文課和修身課的大量言論,如推崇"為生民立道",并闡釋為"相生相養相維相治之道";認為"圣賢,德業俱全者""堯一生大德在一個敬字";主張"不好利,早起,好讀書,謙,此謂良習慣";強調"人之為人,以賢圣為祈向,而孝義廉恥即生焉""懶惰萬惡之淵藪".毛澤東作為一代國學大師,不僅將傳統文化"古為今用",而且"推陳出新",彰顯出與此契合的價值追求。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些對毛澤東影響很大,他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過:《共產黨宣言》等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2](131)。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繼承和發展了這些閃爍著智慧光芒的政黨倫理思想,并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中國化。

  第二,催發于毛澤東的成長經歷和革命實踐之中。毛澤東的成長經歷是其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內生動力。毛澤東出身在一個富農家里,父親脾氣暴躁、動輒打罵,使他"精神上感到很壓抑",他渴望公正平等,常常"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想到中國舊小說里沒有種田的農民、看到他們或餓死或暴動被殺,"對于他們受到的冤屈,深感不平",因為這些老百姓"象自己家里人那樣",這事"影響了我的一生"[2](110-111),立志解救百姓。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深受倫理學大師楊昌濟先生的影響,跟他修身治學,高揚倫理意志又強化求實務實精神。毛澤東的革命實踐經歷是其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外部助力。處在社會動蕩、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多層重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毛澤東胸懷天下、心憂蒼生。他在大革命時力主組成"聯合戰線"以反帝反封、救國救民、分清敵友;大革命失敗后認識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注重發動工農群眾,并與國民黨左派等組織聯合;抗日戰爭立足較穩時即探索民主政權建設,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堅持"團結到底",注重自身的"模范工作"和強調"切忌我黨包辦一切";解放戰爭時期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協力促成舊政協會議的召開,在和平無望情況下,堅決徹底消滅反動派,倡導召開新政協會議,領導各民主黨派共商國是。

 。ǘ┬纬珊桶l展的脈絡

  毛澤東政黨協商的倫理思想是隨著中國共產黨與各黨派以及其他社會力量既聯合又斗爭而同步發展的,經歷了發端、形成、成熟的過程。

  第一,發端于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立的前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已注意到民主聯合戰線的重要作用,組織湖南工人運動初期通過同無政府主義者的協商,防止了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1923年號召建立包括"全國商人……乃至各種各色凡屬同受壓迫的國民"在內的"嚴密的聯合戰線"[3](114)。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毛澤東因工作積極被黨內同志譏為"胡漢民的秘書",而他卻全不在意,通過實地調查多次撰文回應國共合作中的"左"傾錯誤和右傾錯誤;合作破裂后,他又堅決主張武裝反抗國民黨。這種為了革命成功必須聯合的思想,以及為了聯合忍辱負重的行為體現了毛澤東對協商倫理精神的執著追求。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擺在首位,放下國民黨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深仇大恨,做出了"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戰略部署,結束歷經十年的武裝對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正確引導階級斗爭向民族斗爭的轉變,并積極號召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種民族至上的大義、寬大坦蕩的胸懷標志著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發端。

  第二,形成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到"五一口號"的發布前夕。為挽救民族危亡,毛澤東竭盡全力,最終促使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迎來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非常重視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商平臺的國民參政會,親自擔任國民參政員,為友好協商解決重要問題發揮重要作用。他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中,十分注重與黨外人士的民主合作,按照"三三制"原則建立了"三三制"政權,為政黨協商共事打下了牢固的政權基礎。同時,他對政權的組織形式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即"應是民主集中制"[4](743),強調合作議事要開展廣泛的協商討論,然后才做出統一決策。這種制度的形成實現了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結合,從而奠定了協商的制度倫理[5].從實行效果來看,創造了民主運動的奇跡,為政黨協商提供了制度保證。他更進一步考慮到共產黨員在協商共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為此特意做了諸多細致的要求,提倡民主作風,力求克服狹隘性,從而為協商合作提供了可靠的作風保障。盡管從1947年底開始,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澤東提出不再搞"三三制"政策,但在1948年4月斯大林來電建議后又申明繼續執行[6].這種政權組織、制度設計和作風要求標志著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形成。

  第三,成熟于新中國建立前后。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表"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熱烈響應。從新政協的籌備到閉幕,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組織,并同黨外人士民主合作、平等協商,完成了協商建立新中國的使命。新政協開創了協商新局面,特別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法律形式確立了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使政治協商有了可靠的制度載體,顯示了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初步成熟。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沒有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而輕視其他各民主黨派,強調"手掌手背都是肉",保證黨外人士在政府任職中不僅占較高比例,而且確有實職實權,使民主黨派也能當家做主!蛾P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進一步深化了協商思想的內涵,提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長期存在、互相監督"的方針和"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萬歲"[7]的口號,標志著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完全成熟。盡管其后的反右斗爭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破壞了政黨協商制度,但這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錯誤,并不是毛澤東的意愿。

  二、基本內涵: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內容解讀

  毛澤東在政黨協商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全心為民、民主集中、平等協商、廉潔勤政,成為協商的楷模;他奠定的公平、正義、誠敬、謙和、民主、平等、廉潔、勤政的政黨倫理,為協商提供了道德基礎和作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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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崇高的社會理想,也是毛澤東畢生的追求。他在政黨協商中始終遵循實事求是,堅持公平、正義。毛澤東協商公平思想可從以下三個方面窺見一斑。首先,毛澤東堅持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公平協商規定了主體范疇。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毛澤東都極為重視建立占全民族人口絕大多數人的統一戰線,任何政黨只要是對共產黨采取合作而不是敵對的態度,共產黨都歡迎與之合作。在戰線內開展公平協商,防止共產黨包辦。因此統一戰線也被視為黨的重要法寶之一。其次,毛澤東注重統一戰線內的獨立自主,為公平協商提供了組織原則。他認為不僅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而且"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4](524)。承認這種獨立性雖是相對的,卻絕不能抹殺,不能因為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否則只會取得不利于合作的相反效果。正因為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妥協分裂,中國共產黨才更深刻意識到黨在抗戰中的歷史使命和領導地位。再次,毛澤東強調協商辦事,為公平協商提出了方法途徑。在不同場合他多次表示,共產黨人雖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在遇到事情時不能一意孤行,必須跟民主黨派共同協商。他強調新中國的人民政府是跟人民協商辦事的,不僅要跟工人、農民商量,而且要跟資本家、民主黨派商量,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

  毛澤東協商正義思想突出體現在和國民黨的合作中。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公平的新社會"與國民黨共同反帝反封。中日民族矛盾成為國內主要矛盾后,毛澤東從國家前途和民族大局出發,提出愿與任何贊同抗日的黨派同舟共濟、共赴國難,不僅包括政治立場相異的第三黨、國家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救國會等,而且包括有血海深仇的國民黨。在他的領導下,共產黨捐棄前嫌、暫忘血仇,開啟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同時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黨當時的抗戰領導地位。在國民黨的"自大精神和沒有必要的自我批評"下,毛澤東仍然主張"放棄個人和小集團的私見"[4](370),堅持繼續合作抗日,并強調共產黨要負起中華民族興亡的重大責任來,為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充分彰顯了毛澤東政黨協商的正義倫理,與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之非正義行為形成了鮮明的比照?谷諔馉巹倮H,毛澤東為了國內和平與國家前途計,甘冒生命危險親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了為期四十多天的協商談判,在地盤、軍隊、槍支等敏感事項上做了極大讓步后,最終促成了《雙十協定》的簽訂,顯示了共產黨的努力和誠意,進而推動1946年在重慶舉行的舊政協會議的誕生,引起了廣大中間派和國際國內輿論的同情,體現了毛澤東實事求是、心系國家、全心為民的協商立場與價值導向。

 。ǘ┱\敬謙和

  禮賢下士、敬老尊賢、和藹可親是毛澤東特有的謙恭品質,他在政黨協商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毛澤東廣交黨外朋友,積極與他們進行友好交流。延安時期他熱情接待來訪的民主黨派人士,如三次接見李公仆,關懷其"抗日建國教育團"工作的開展;跟梁漱溟八次交談,時長兩個小時以上的就有六次,最長的兩次竟通宵達旦;與黃炎培等六名參政員就國事問題舉行多次協商;即使對中國青年黨這樣的右翼民主黨派,毛澤東也是高度關懷,叮囑周恩來、董必武等親自做他們的工作,并贈送他們延安特產。真誠熱忱的行為給黨外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曾高度評價"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如同老友交談",使他十分佩服,"終生難忘"[8].

  毛澤東對黨外人士非常敬重,極盡親和愛護。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信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代主席沈鈞儒,就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與黨派、實施步驟以及其它各項籌備事宜等進行協商。信中"以上諸點是否恰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9],字里行間飽含著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真誠、謙虛和對民主黨派人士的尊重。1949年9月,81歲高齡的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去香山南麓半山腰的毛澤東居所磋商事務,因擔心年老體弱的司徒先生難以承受吉普車的顛簸,毛澤東專門囑咐工作人員備好擔架去山腳迎接,在臨時找不到擔架的情況下,毛澤東便把自己的藤椅給工作人員做成簡易轎子。當司徒先生被抬上來后,毛澤東雙手挽扶他下轎,司徒先生對這種極高禮遇非常感動,連連拱手致謝。

  誠敬謙和的行為方式也有效促進了協商制度中領導權這一核心問題的解決。為了實現和確保黨的領導,毛澤東主張通過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制定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路線方針政策、照顧同盟者的利益等措施來達成這一局面,這三個方面內在地反映了誠敬謙和的協商倫理要求。毛澤東十分重視共產黨自身模范工作對協商的重要作用,認為能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以使他們愿意接受共產黨的建議?箲饡r期,他強調共產黨員在統一戰線中要成為實行團結抗戰任務的模范和協調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以實際行動做出表率,展現了不同于別的黨派的作風。在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時,毛澤東自覺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面對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他堅定抗日路線不動搖,匯聚全民族的力量,終于取得了百年來反擊外來侵略的偉大勝利;抗戰勝利后順應民意,提出和平建國方針,主張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在革命勝利之際,他又團結各黨、各派、各人民團體,隆重召開新政協會議,協商建立了一個獨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國。毛澤東非常注重同盟者的利益,認為這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同盟者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他告誡共產黨員要尊重黨外人士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要使黨外干部在工作、學習、物質等各方面享有同共產黨員"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條件"和"同樣的學習權利",得到"真正必須的幫助"[1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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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平等是合作共事的基礎,毛澤東在政黨協商中堅持民主協商、平等議事,展示了良好的協商作風。一方面是在集中指導下堅持民主協商?箲鹬,毛澤東就提出只有堅持民主的合作和協商,才能保障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以對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強調在保證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固定不移、永遠不變".而以民主來回答黃炎培的周期率提問更是眾所周知。在審閱"五一口號"時,毛澤東將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直接刪掉,第24條"中國共產黨萬歲"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一行為蘊含著豐富的民主內涵。即將成為執政黨時,中國共產黨沒有忘記為革命奮斗過的民主黨派,毛澤東推心置腹地說,大家都是坐轎者,也是抬轎者,共同的心愿是做好新中國這副轎子。作為新政協會議的領導者,他要求會議發揚民主,保證暢所欲言,實踐證明會議集中展現了民主協商精神,民主建國會代表章乃器說:"分組討論和大會報告輪番地舉行,保證了大家都有充分的發言權,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做到了反復討論,不厭其詳,做到了多數起了決定作用,少數心悅誠服。這才是真正的、徹底的民主。"[11]周恩來曾把新政協成立之初的面對面協商作為新民主的一個重要特點加以論述:"新民主主義的議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決,主要在于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凡是重大的議案不只是在會場提出,事先就應當提出來或在各單位討論,新民主的特點就在此。"[12](134)

  另一方面是極為強調協商的平等性,堪稱平等協商的典范。在"三三制"政權中,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合作必須采取平等態度,指出"凡與我黨共事的黨外人員,在法律上是與共產黨員完全平等的"[10](398),不能因為握有軍隊和政權,就一切都要別人無條件服從。他本人更是身體力行,在新政協籌備和召開期間,以他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多次召集協商座談會,虛心聽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關于新政府將采取何種重要政策的意見和建議,并進行充分討論,保證各方利益訴求得到表達。如1949年9月26日凌晨三點致函周恩來,提醒要逐一通知那些"尚未講話而應講話或想講話的人們,如林遵……等人"[13](580-581)及時寫好講稿,以免誤了時機。"五一口號"之所以能得到廣泛擁護,新政協會議之所以能順利召開并取得巨大成就,與毛澤東堅持民主平等的協商作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誠如胡喬木所總結的那樣:"召開政協和擬定建國綱領的過程,突出體現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黨派協商精神。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大智大勇、胸懷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確的立國方案,又能虛心聽取其他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見,平等協商國家大事;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亦能本著共同負責的精神,竭智盡慮,為國獻策,大膽發表意見,敢于進行爭論,為我國政治生活留下來一種寶貴的傳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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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正廉潔、務實勤政是毛澤東一貫的道德品行和工作態度,在政黨協商中他堅持開誠布公、以身作則。毛澤東對協商的清正廉潔要求體現在協商主體和協商過程與結果上。首先對作為協商主體之一的共產黨,毛澤東認為共產黨是為民族與人民謀利益的政黨,應該坦白無私,在工作中應該講求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他指出國統區與解放區在廉潔上的巨大差別:"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15]明確要求國民黨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其次是協商過程與結果體現了清正廉潔。1944年與國民黨協商時,毛澤東對國民黨企圖拉攏共產黨人去重慶做官而"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表示"決不能干"[16].毛澤東堅持任人唯賢,寧可自己黨員不任職,也要讓民主人士任實職、掌實權?谷崭鶕貎日、參議會、民眾團體及其它機關任免工作人員,其標準是贊成抗戰團結與否及本人能力、經驗、學識與工作積極性,而不以其是否為共產黨員。在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在新政協第一屆會議選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員組成中,黨外人士委員占49.2%,副主席占50%,政務院副總理占50%,正部委領導人占44.1%.

  毛澤東在政黨協商過程中處處表現出務實勤政。為反對第一次國共合作中黨內黨外的錯誤思想,他深入農村做了大量的實際調查工作,發表一系列文章闡述中國革命的敵、我、友以及農民運動"好得很"等問題,為開展黨際協商提供了理論依據。為促成以國共合作為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1936年5月5日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到西安事變爆發的半年多時間,已公開的毛澤東致蔣介石及國民黨相關人士的書信就達40余封,可謂傾注心血、口燥唇焦;I備新政協會議雖然主要由周恩來負責,但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在很多事情上仍然親自出面,是自始至終的發動者、組織者和領導者。對重要民主人士,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致電相邀,親自到車站迎接。在文稿起草方面,有的是由毛澤東親自完成,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有的是毛澤東親自把關、精心修改,如《共同綱領》草案,21天時間修改稿本至少五次。此外他還親自校對、督促印刷[17].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仍非常注意與民主人士的交往,或互通書信以商國事,或論詞談詩以敘友情,或拜訪聚餐以示關心。關注民主人士在地方政府中的任職情況和比例,對安排不得當的立即整改,處處可見為此做出的批示。對在國內外有著重大影響的民主人士,毛澤東總是親自過問、反復斟酌、認真權衡,如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程潛,從敦促起義到安排職務,先后擬寫電報約30份。

  三、現實啟示:毛澤東政黨協商倫理思想的當代價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入了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毛澤東政黨協商的倫理思想依然閃爍著光芒,對加強我國新時代政黨協商具有重要現實啟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政黨協商放在各種協商之首,出臺了《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等系列文件,為新時代開展政黨協商提供了根本遵循。

 。ㄒ唬┍仨殘猿忠詮妵鴱团d為協商目標

  協商目標是政黨協商得以存在的價值體現。毛澤東立足基本國情,緊緊圍繞"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3](143)的初心和使命,以建國執政為目標,與各黨派展開協商,通過協商來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廣泛性和建設的緊迫性。進入新時代后,我國的政黨協商有著更為重要的使命,要以強國復興為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成為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因此,新時代的政黨協商要不忘合作初心,牢記歷史使命,堅持正確導向,始終以實現中國夢這一偉大目標來推進。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首要渠道,政黨協商要立足新的時代特征,展現新的作為,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堅持多樣性與一致性的統一,促進國家民主政治和科學決策,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持續貢獻力量。必須指出的是,強國復興的協商目標指向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體現了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統一。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談不上真正的強國復興。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是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夢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政黨協商的題中應有之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們能夠實行和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礎"[18](295)。

 。ǘ┍仨殘猿贮h際關系平等為協商前提

  黨際平等是平等協商的前提,是毛澤東政黨協商中重要的倫理原則?梢哉f,獨立平等的協商主體是政黨協商發展的基石,是黨際民主的基礎,關系到人民民主的有效實現。從合作抗日反蔣到協商建立新中國,從社會主義改造的肝膽相照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攜手并進,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黨際平等基礎之上的,同時必須指出,這種民主制度是在平等基礎之上的一黨執政與多黨參政的有機結合,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歷史選擇[19].

  我國的政黨制度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兩黨制和多黨制。西方國家的政黨之間雖然也存在協商,但這種協商是出于利益均衡、妥協和共享的需要,帶有政黨交易性質,其實質是政黨對權力和利益的競爭[20].與這種競爭性關系不同,我國的政黨關系是一種和諧關系。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以獨立的政黨姿態屹立于我國政治舞臺,以憲法作為活動的根本準則。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民主黨派積極參與政治協商,形成一黨執政、多黨協商的政治格局,這是民主監督、講原則的參政,而不是多黨執政。促成了參政黨協助執政黨治國理政、執政黨幫助參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和諧互動的政黨關系[21].在新時代推進政黨協商,首先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順利開展協商的根本保證。這種領導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的認同,是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其政治意圖和政治利益的確認。其次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民主黨派的獨立自主地位,這是協商取得實效的必要條件。只有整合各民主政黨的優點,保障它們能平等自主地發揮作用,才能切實體現出參政協商的力量和多黨合作的優勢。

 。ㄈ┍仨殘猿忠缘赖缕沸泻粚崊f商基礎

  中國共產黨要長期執政,除要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外,還必須"要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并"成為道德的楷模"[22].毛澤東在政黨協商中展示的廉潔、務實等道德品質和謙虛、真誠等人格修養,奠定了協商的道德基礎和人格保障,取得了巨大的協商成果?梢哉f,良好的道德品質是開展政黨協商的基礎,高尚的人格品行是推進政黨協商的保證。

  新時代政黨協商必須堅持以道德品行夯實協商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領導干部要以"德"服人、以"誠"聚人、以"公"信人,明確指出:"領導干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明大德是指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搞好政黨協商中擔負著首要責任。要對黨忠誠,黨員干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立場堅定,才不至于在協商中喪失立場;要鑄牢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缺了這個"鈣",就會得軟骨病,有可能在協商中犯原則性錯誤。守公德是指中國共產黨在協商中清正廉潔、不以權謀私,堅決反對和懲治腐敗行為。要強化宗旨意識,恪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心里時刻裝著"人民",自覺踐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承諾,不把與黨外人士的友誼當成個人資源,而是出于對人民負責、為黨分憂的公心替黨交摯友、諍友,堅決防止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嚴私德是指領導干部嚴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反映到政黨協商中,就是要待人親切和氣,不盛氣凌人;議事虛心公聽,不出言逆遜;商量誠懇尊重,不以勢壓人;做到真誠協商、務實協商。

 。ㄋ模┍仨殘猿忠悦裰髯黠L提升協商實效

  讓人民當家作主,是毛澤東畢生的理想和追求。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民主作風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為我們黨制定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民主作風是毛澤東政黨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為毛澤東政黨協商提供了有力的作風保障,也是毛澤東政黨協商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新時代的政黨協商要繼續發揚優良民主作風。首先要增強協商意識。目前共產黨內對政黨協商存在一定程度的隨意性、表面化和形式化的態度問題,有的應付了事,"想到了""有空了"就協商,"沒想到""沒空閑"就不協商;有的形式主義嚴重,常以通報情況、部署工作代替協商。必須改變這種現狀,增強協商意識,習近平囑托"新時代多黨合作舞臺極為廣闊,要用好政黨協商這個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23].其次要堅持民主作風。要尊重、維護和照顧同盟者的利益,認真貫徹民主協商。堅持事前協商原則,要在重大決策出臺前廣泛征求意見,充分醞釀協商;在決策實施中乃至在實施后都要保持溝通,不斷完善決策[24].堅持求同存異原則。在黨際協商中既堅持求同,又注重存異,達到民主團結、合作共贏的目標。執政黨要胸襟坦蕩,尊重差異和體諒包容,允許不同意見與觀點的存在和表達,對民主黨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要認真研究,及時反饋。對于原則性錯誤不能視而不見,必須采取批評教育、討論協商的方法并督促改正,但不是打擊報復。要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關心照顧,善于聯誼交友,努力做同盟者的知心朋友,從而切實提升協商質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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