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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性解釋的性質與合理性

時間:2020-03-13 來源:經濟師 作者:符寧珊 本文字數:5092字

  摘    要: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法規都不能違背憲法。然而憲法的概括性與抽象性,使其難以在實踐中發揮應有的效力,從而難以保障憲法中公民基本權利的有效落實。而合憲性解釋作為獨立的法律解釋方法,由法院在個案審判中進行適用,并且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互配合,從而促進解決憲法效力虛置的問題,使公民基本權利在個案審判中能夠得到保障。

  關鍵詞: 合憲性解釋; 憲法效力; 公民基本權利;

  一、合憲性解釋的性質

  對于合憲性解釋是憲法解釋還是法律解釋,學界一直存在爭論。對此,筆者認為合憲性解釋是法律解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觀點是基本法與法律之間應當保持一致,只有當所有的法律解釋都不符合基本法時,此法律才能被宣告為無效,否則,法院應當從數種解釋中選取與基本法相符的進行適用。這樣的適用過程實質上就是在數種法律解釋中選取與憲法意旨最相符合者,是在已經產生多種法律解釋的基礎上選擇其中一種的過程,而非解釋憲法的過程。當出現可能違背憲法的風險時,轉換法條含義的方法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經常采用的,從而滿足合乎憲法的目的。聯邦憲法法院會根據憲法的意旨來轉換法條的解釋,以此避免宣告其違憲。瑞士學者坎皮休和穆勒提出合憲性解釋的三個規則:一是單純解釋規則,指憲法相關規定應在法律解釋時直接發生一定的影響;二是沖突規則,指在數種可能的法律解釋中應優先選擇與憲法內容相符的解釋;三是保全規則,指當法律有違憲的嫌疑并存在數種可能的解釋時,應選擇不違憲的解釋。這三種解釋規則實質上都是在對法律進行解釋,規則一是在進行法律解釋的過程中直接納入憲法的影響因素,規則二三是在產生多種法律解釋之后,再與憲法相關部分對比,看其是否與憲法相符或相違背。從這三種規則中我們能得出合憲性解釋所解釋的對象是法律而非憲法,判斷何種解釋與憲法相符的過程,就是判斷對于法律的解釋是否與憲法相一致,而非對于憲法的解釋。

  合憲性解釋也應當是一種獨立的解釋方法。憲法是法律體系中最高位階的規范,其他位階較低的規范應當以高位階的規范為方向進行解釋,這是法律體系內部秩序性的要求,法院在適用法律的司法過程中也是這樣做的。部門法的制定基于憲法,不得與憲法相違背,這決定了部門法在制定時就必須符合憲法的價值,部門法有多種意義時,必須選擇最符合憲法的解釋,否則法律的完整性就會遭受破壞。憲法中的基本權利條款,對立法、行政和司法都產生約束力,因此做出合憲性的認定也是法官在法律解釋時的義務。

  二、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的合理性

  正是因為合憲性解釋是法律解釋的一部分,才為我國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提供了基礎。根據我國《憲法》《立法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我國法律解釋的法定主體,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解釋是最多的。然而,并不是只有上述三個國家機關才能解釋法律,法官判案、律師辯護、任何組織和個人遵守法律都需要理解和解釋法律。不同解釋主體的法律解釋因其效力等級不同并不影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終解釋權。公民和組織解釋法律只能代表其自身的理解,法官的解釋在寫入判決書并且判決書生效時起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在法院系統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釋擁有最高級效力,在目前的法律解釋體系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最終的法律解釋權。憲法多為抽象的規定,與較為具體的法律法規難免產生沖突或漏洞,合憲性解釋的目的是解決個案糾紛,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選擇合適的法律進行適用,僅僅具有個案約束力。也就是說,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的指向是法律規范,而不是憲法規范,其職權范圍也僅僅限于普通司法權的職能范圍,并不會影響全國人大常委會排他性的憲法解釋權。

  各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都要對法律做出解釋再加以適用,這個過程實際上已經暗含了對法律進行合憲性解釋:只有適用的法律不違背憲法,該法律才能順利的被解釋并適用,此時已經做出了該法律及法律解釋合乎憲法的判斷;如果適用的法律違憲或具有違憲的可能,該法律就會被排除適用或者重新進行另一種合憲的解釋。也就是說,在法院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已經判斷了該法律及其解釋是合憲的還是有違憲嫌疑的,只是因為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而不能宣告法律違憲。因此,合憲性解釋是體系解釋中獨立的一部分。體系解釋是指,當法律解釋有多種可能性時,應選擇與整個法律體系最相適應的解釋。因為憲法處于法律體系的最頂層,合憲性解釋就相當于是體系解釋的最后一個環節。但因為合憲性解釋有獨立的規則,有鮮明的特征,使其不同于一般的體系解釋,是體系解釋中獨立最高部分。
 

合憲性解釋的性質與合理性
 

  在實踐中,絕大部分案件并不需要走到最后一個環節便可結束,但如果案件涉及到憲法基本權利和基本精神,或是有違憲的嫌疑時,便需要通過體系解釋的最后一個環節———合憲性解釋進行解釋與適用。在德國“呂特案”中,聯邦憲法法院最終支持呂特的憲法請求。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法》中規定的基本權利應當首先保護公民的自由不受公權力的侵犯!痘痉ā窇敱U先嗽谏鐣械淖杂砂l展,以及人的個性和尊嚴。同時既然是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和根本性規定,就必須對法律的所有領域產生效力,其中自然包括民法。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民法規范可以違背這一精神,對于所有民法規范的解釋都應當依照此價值系統。普通法院的判決,就沒有按照這一加值系統進行思考,否則就不會得出呂特違反《德國民法典》的結論,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犯。然而實際上,基本權利只能針對國家進行防御是德國當時的主流理論,而不能用于解決個人間的糾紛。為此,聯邦憲法法院適用了斯門德的理論作為依據。斯門德指出,憲法應當構成一個價值系統。在基本法中,尤其是基本權利的部分充分體現了這些價值,國家機關應當按照此價值的引領行使權力。公民能夠參與進國家生活正是由于基本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斯門德的學說此,被聯邦憲法法院接受和采納,“呂特案”就是全面的體現。這一案件之后,德國的主流理論發生改變,認為法律的解釋必須符合基本法的系統與精神,也就是合憲性解釋。

  德國的做法對我國有重要的啟示。德國的基本法擁有最高效力,任何法律以及規范的解釋都要符合基本法的精神。在我國,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規范不得與憲法相違背,否則無效。因此,我國的法律解釋也必須符合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以及其基本精神。與德國不同的是,我國沒有憲法法院,但我國有特色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即是立法機關,又具有最終的法律解釋權,其做出的法律解釋最能夠符合立法精神,能夠很好地代替憲法法院的作用。

  作為法律解釋的方法,合憲性解釋的目的有兩個,其一是維護憲法作為最高法的效力。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實際上就是在個案審判中,將憲法的精神通過法律解釋予以貫徹,從而達到在實踐層面上尊重憲法,維護憲法的權威的目的,而非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目的之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假如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犯,在普通法律沒有做出相關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就需要根據憲法的精神對法律和法規做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解釋。否則就會出現公民具體的權利受到侵犯時有清晰明確的法律依據,而基本權利受到侵犯時卻無法可依的不應當情境。另外,假如法院不享有合憲性解釋的權力,就會導致各級普通法院的法官對于法律解釋是否違憲缺乏判斷力,因為判斷解釋“違憲”或“不違憲”對于法官素養的要求是一樣的。目前我國的憲法體制是集中的合憲性控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最終解釋的權力,但這種方式往往會脫離個案實踐,解釋較為抽象,不能切合社會實際問題。因此,較為理想的狀態是“憲法與社會之間雙向的落實與調整,透過法律的認知過程,一方面讓憲法的理想不斷注入國家干預社會的行為,引導其行止,另一方面也藉憲法內在的變遷盡可能地包容持續的社會變遷。”從而使上位法與下位法在動態調整中達至和諧。綜合以上論述,由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實屬必要。

  三、合憲性解釋的制度建設

  我國沒有憲法法院,我國的法院也沒有違憲審查權,但這并不代表合憲性解釋在我國沒有適用的余地,我國的審判機關和法官有貫徹憲法精神和維護憲法效力的義務,作為我國法制領域的公權力主體,合憲性解釋應當是他們承擔憲法義務的基本方式。即在個案審理中,通過法律解釋將憲法的精神貫徹到法律體系中。正如張翔教授所說:“中國法治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實際上有催生憲法解釋學的可能性,而其突破點可以是法律的合憲性解釋。”但法律的合憲性解釋必須與我國特色的法制體系相結合,即法院解釋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相結合。前文已經論述,法院解釋法律的效力并不影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終解釋權。司法權與立法權應互相分工,相互配合,方能使憲法在實踐中發揮應有的效力,切實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具體解釋過程如下:

  首先,法院在個案審判中解釋法律,憲法的效力直接發生影響。法院首先適用的是與憲法沒有直接關聯的法律方法來解釋法律的含義,如文義解釋、目的解釋等。這時候,法院的法官實際上也有著憲法義務———即在個案裁判中考慮到憲法的因素。法官應當自覺地、充分地考慮憲法的相關規定對于在審案件的意義,并在憲法基本精神的引導下進行法律解釋并做出裁判。如果在適用過程中沒有產生爭議,此是用合憲性解釋的單純解釋規則進行法律解釋,實務中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通過這一規則進行解釋。

  其次,如果法院在解釋法律的過程中發生爭議或產生疑慮,有違反憲法條文或精神的嫌疑時,因為我國法院不具有違憲審查權,此時應停止解釋,將案件提交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討論和解釋后,再交由法院落實到個案審判中。此是適用沖突規則或保全規則進行法律解釋。

  最后,如果法院已經完成法律解釋并且該解釋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但全國人大常委會不認同此解釋時,可以做出新的解釋,行使其最終解釋權。但該解釋并不溯及既往,即并不改變已經發生既判效力的案件,只對之后的案件具有約束力。這樣的做法,在保障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解釋權的同時,也保護了法院審判的獨立性,使其效力僅限于個案,而不具有普遍的約束力。這樣的做法,借鑒于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断愀厶貏e行政區基本法》在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享有最終解釋權的同時,也認可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對基本法有司法解釋權。例如,在“吳嘉玲案”中,全國人大常委會不認同香港終審法院的法律解釋,就進行了重新解釋,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并沒有推翻該案的判決,只在以后的案件中進行適用。此種方法能夠較好地協調立法與司法的關系,在法院進行解釋的同時,激勵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院的解釋提高關注度,并積極行使自身的最終解釋權,促進合憲性解釋的實踐。

  合憲性解釋也應當具有限制。任何權利如果沒有限制,都會產生濫用的結果。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具有違憲審查權,如果其權利濫用,就會對立法權造成影響。在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具有法律的最終解釋權,與立法權屬于同一機構,雖然不會干擾立法權并且能做出最符合立法者意思的解釋,但如果這種解釋權濫用,勢必會影響法院司法權的行使,影響法院審理案件的獨立性。因此,合憲性解釋在權力上是立法權與司法權的相互配合與限制。法院如果遇到有違憲嫌疑的案件時,應當主動提交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盡快做出批復,以便法院進行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不認同法院已經做出的解釋時,應當慎重考慮是否具有重新解釋的必要性。即使重新解釋不溯及既往,也會損害法院的權威性。只有法院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工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對方的權力,合憲性解釋才能夠發揮其應有的效用。

  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基本權利是公民最基本的保障。如果在具體的案件中,因為法院沒有合憲性解釋的權力導致無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后果,必然違反法律制定的初衷,也會違反憲法在法律體系中的最高效力。因此,合憲性解釋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尊重憲法權威的必然要求。在實踐中,已經存在多個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的案例,但合憲性解釋的方法還處于模糊不清的狀態。因此,筆者希望上文中論述的國外理論的借鑒與我國特色法律制度結合,法院的司法權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權、最終解釋權相互分工與配合,形成完整的法律解釋制度,能夠為我國法院進行合憲性解釋的制度建設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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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寧珊.論合憲性解釋[J].經濟師,2020(01):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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