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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索

時間:2020-03-12 來源:經濟學家 作者:劉學梅,郭冠清 本文字數:14801字

大一政治經濟學論文熱門推薦10篇之第九篇: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索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正在形成和發展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建立能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系統化學說",關鍵和難點是確立正確的研究對象。本文結合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討的歷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所包含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性質、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進行探索,研究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 研究對象; 生產方式;

  Abstra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ontempora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at is being formed and developed.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zed theory" that can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s to establish correct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stage, the socialist nature an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the stud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es on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a's socialism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Keywor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Object; Production Method;

政治經濟

  引論

  對于任何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構建而言,研究對象問題都是一個首要的基本問題,自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大部分學者基于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研究對象的規定,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仍然是生產關系,但是"研究生產關系需要聯系生產力".例如,劉偉在《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結合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指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生產關系運動規律的學說,生產關系運動規律只能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揭示,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源于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要求及其變化。"[1]逄錦聚、衛興華、張宇、洪銀興等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提出后發表過類似的看法。一些學者試圖突破"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之論述限制,將生產力直接納入研究對象之中。例如,黃泰巖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現實,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不僅僅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就不夠了。……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創新。"[2]衛興華也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要系統和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又要從理論上研究怎樣更好更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3]洪銀興則直接指出,在發展變化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相互聯系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建關于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的系統化經濟理論。[4]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例如,張宇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形態。這既包括改革開放以后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也包括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發展理念、發展政策和發展道路。逄錦聚也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方式"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中。盡管上述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其共識也是明顯的,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經濟形態,仍然要把生產關系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但是僅僅研究生產關系是不夠的,不能忽視生產力這一重要因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正在形成和發展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建立能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系統化學說",關鍵和難點是確立正確的研究對象。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究竟應該是什么呢?為了厘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從概念語義出發去梳理。就概念本身的語義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涵義:第一,研究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學,歷史階段不可缺少,需要加強歷史維度的研究;第二,研究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性質不能丟,需要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第三,研究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其他學科,自然應該包括政治經濟學內容。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既不是古典的政治經濟學,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根據以上論述,本文余下部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所包含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性質、政治經濟學本身研究對象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的歷史維度

  盡管在我國對于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的認識有著廣泛的共識,改革開放之前對于廣義政治經濟學建設也做了大量的探索,但是從高校普遍使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已出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來看,政治經濟學與歷史是脫節的:我們在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時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而在實際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體系中這種歷史性卻很少存在,充其量只是體現在教科書中涉及經濟體制或其他內容時所注入的一點兒歷史元素,而且這種歷史性往往還停留在政策解讀層面,甚至在方法論上的歷史唯物主義與在敘述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安然并存于同一部著作或教科書之中。

 。ㄒ唬┱谓洕鷮W是一門歷史科學嗎

  盡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新歷史觀"產生的手稿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刪去了"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5]66,這句近年來仍然是令我國哲學界"癡迷"的話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這部手稿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實現了從哲學批判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轉換,建立了作為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點可以從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經典表述中看出: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1[6]284

  當然,對于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的認識,大家耳熟能詳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如下表述: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6]157

  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古典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不僅在全書五篇結構中專列了經濟史一篇,而且還在邏輯敘述需要的時候增加經濟史的佐證[7].新古典經濟學奠基人馬歇爾對歷史學派給予了高度評價[8].

  馬克思對歷史的重視可以從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的"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9]35中看出,《資本論》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樣本,其中《資本論》第一卷"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一篇最為突出。在這篇中馬克思借助翔實的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的順序,依次考察了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不同生產力狀況下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及與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變化,為我們搭建了一個熊彼特(1842)稱之為"邏輯與歷史化學融合"的生產演進動態框架。[10][11]

  長期以來,由于翻譯的錯誤等原因[10],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對象(一般稱之為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與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錯誤地隔離開來,把政治經濟學"歷史性"演變成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建立,而忽視了每一個階段的政治經濟學都是歷史科學這一基本的邏輯。而在我們稱之為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現代經濟學的另一端,由于堅信(抑或意識形態的需要)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將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演變成一個"超越歷史"的"科學".

 。ǘ┱谓洕鷮W要加強"歷史"的研究

  由于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是西方文化、歷史、哲學傳統的必然產物,而中國有著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歷史、哲學傳統與環境,使得一些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原理、管理方法和技術手段在引進到中國之后,往往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有些甚至失靈或者發生了反作用。這就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植根于中國的土地之中,吸取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脫離歷史、脫離實際,既不能理解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去,也不能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教訓,建立與中國文化、歷史和哲學傳統和環境相一致的政治經濟學[12].

  通過歷史的研究,我們需要弄清楚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與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關系,弄清楚為什么我們要突破"社會主義等于計劃經濟"模式的限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弄清楚為什么我國的改革要選擇"漸進式改革"等一系列歷史問題,同時,加強不同發展階段生產、交換和分配規律的研究,更好地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的社會主義性質

  雖然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為"特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我國成功跨越了"貧困陷阱",正在向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邁進,但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共同富裕"的目標遠沒有實現,迫切需要加強"社會主義"定語的研究。

 。ㄒ唬"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貫立場

  "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貫立場,可以說,人性的異化與復歸是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始終的邏輯主線。早在1844年,馬克思就指出,"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13]269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馬克思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揭示人性的本質,是哲學批判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渡。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石的"剩余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公平正義"背后掩藏的不平等和帶來的"人性異化",完成了從哲學批判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轉變。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人性異化"的同時,對"人性復歸"進行了批判性論述,并提出未來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偉大設想,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到了生產力極大發展從而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極大豐富的未來社會,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才能實現。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馬克思的成熟著作《資本論》具有明確的無產階級立場,代表的是"無產階級利益",但是由于《資本論》是以西歐各國尤其是英國農民被完全剝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代表所做的分析,"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基本等同,可以說,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就是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11]

 。ǘ"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

  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收入差距問題、區域不平衡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等對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中國人民砥礪前行,邁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在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4],如何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變得非常重要。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就明確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15]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進一步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16]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四次提到"以人民為中心",并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14]在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明確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納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涵。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通過"精準扶貧"的實踐形式展現了出來,這是一個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歷史性飛躍?梢哉f,"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一條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主線,這要求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時,要加強"制度維度"的研究,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三、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定

  在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定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含的歷史維度和社會主義性質探索之后,本部分在對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索的歷程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經濟學"本身的研究對象。

 。ㄒ唬╆P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索的歷程

  最早給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較為完整定義的是恩格斯在1859年發表的《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提出了"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1]333的觀點,成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的來源2[16]333.列寧在1897年發表的《評經濟浪漫主義》一文中承繼了這種觀點:"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決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是物質的生產(這是工藝學的對象),而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社會關系。"[18]166繼列寧之后,斯大林在1952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作了類似的定義,他寫道:"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19]158按照斯大林這一規定,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只是生產關系。對于生產關系,斯大林也做了法典化的概括,主要包括所有制、勞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產品分配三個方面。蘇聯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后來我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般都規定,政治經濟學是關于生產關系的科學,它研究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這個規定不是來自馬克思,而是起源于恩格斯,形成于斯大林。這樣原本內容豐富的政治經濟學,變成了只研究生產關系,研究范圍大大狹窄化。[20]158-171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認真研究和思考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重要探索,其中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探索集中體現在他1959-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時的談話,在這個談話中,毛澤東已經認識到政治經濟學只研究"生產關系"研究范圍過窄問題,三次論述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從兩個方面拓展了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圍。在第一次論述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時,毛澤東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21]170這里除了將研究對象拓展為"主要研究生產關系"[21]422,還強調了上層建筑問題研究。在第二次論述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時,還從兩方面來拓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毛澤東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在第三次論述時,主要是強調了斯大林對生產關系的規定,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按照斯大林的說法,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即: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產品分配。"[21]804毛澤東對政治經濟學對象規定成了我國學術界的共識,即"主要研究生產關系,但是要密切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密切聯系上層建筑研究生產關系。"[20]158-171

  我國學術界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9日王學文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一文,但是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索的第一個高潮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場大討論;"政治經濟學要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需求,平心從1959年到1961年發表了系列論文,提出了應該把"生產力"列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劉詩白(1961)[22]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這會改變政治經濟學的性質,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就是生產關系。孫尚清(1961)[23]也不同意將生產力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觀點,不過建議成立生產力組織學來專門研究生產力。與這兩種觀點不同,田光(1961)[24]提出了第三種觀點,即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從生產關系角度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矛盾。田光基于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文本解讀,給出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公式,提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抓住'中間',聯系'兩頭',三者是缺一不可的。"[24]方文(1961)[25]不同意田光的觀點,認為田光的出發點是一個錯誤的公式,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文本解讀是一個誤讀,指出:"決不能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平列起來,更不能用'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不完備的公式來考察政治經濟學的對象。"[25]方文在這篇文章中還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社會生產方式"的第四種觀點,方文試圖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統一體"自然也包括生產力列入了研究對象,他的研究耐人尋味:"在任何時候,生產力總是一定生產關系之下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總是一定生產力之下的生產關系。把生產方式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就是要把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來考察。"[25]方文的研究不僅開拓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的探索,而且也引起了對"生產方式"本身的研究,問題是他對生產方式的定義沿襲了斯大林關于"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統一"的錯誤規定。他的觀點受到劉詩白、孫尚清等堅持第二種觀點學者的批判,除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關系的發展規律而不是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外,其他對第一種觀點的批判也同樣適合對方文觀點的批判。

  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索的第二個高潮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3歷史是驚人的相似,與第一次高潮一樣,也是從將生產力納入研究對象開始,而且也提出了政治經濟學去"階級性""正名"觀點,只是這次發起者不是平心而是從1978年起連續發了三篇文章的哲學家熊映梧,其主要依據無外乎是馬克思沒有說過政治經濟學只研究生產關系(如上文所述恩格斯1859年說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發展生產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密不可分的等新瓶裝舊酒的論據。對于政治經濟學"正名"為"經濟學"也與平心的理由一樣。奚兆永等從文本出發針對熊映梧的論證進行了批判。[26]不過,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孫冶方為平心的《論生產力》文集寫的序言《政治經濟學也要研究生產力》支持了這種觀點,孫尚清也加入了支持將生產力作為研究對象的隊伍,由此爭論也在經濟學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在這場爭論中,身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在1979年《經濟研究》發表的《關于生產關系的二重性》,可以看作是田光第三種觀點的傳承,張聞天提出了生產關系的二重性,并以此為基礎,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進行了概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生產關系,不是脫離生產力而單純研究生產關系,而是要在研究生產關系中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即兩者的對立統一關系"[27].馬家駒和藺子榮(1981)[28]等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方式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第四種觀點,與第一次研究高潮的第四種觀點有些類似,也是將生產方式納入研究對象之中,但是不同的是,他們都不同意斯大林的"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統一"[28]的觀點。對于斯大林關于生產方式的定義,馬家駒和藺子榮指出:"馬克思所講的生產方式并不是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把兩者包括在自身之內,而是介于這兩者之間從而把它們聯系在一起的一個范疇"[28],按照馬家駒和藺子榮將生產方式包含兩種含義,即"作為勞動方式的生產方式"和"作為社會形式的生產方式",以此為基礎,馬家駒和藺子榮提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首先是生產方式,然后才是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當然,在這次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大討論中,孫冶方對于斯大林生產關系定義的批判也格外引人注目,他指出:"我覺得斯大林的定義是對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關于政治經濟學對象的正確定義的修改,這種修改是不妥當的,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已經帶來了不良后果。"[29]斯大林在生產關系定義中將交換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將所有制納入生產關系之中,至今仍是我們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內容。

  盡管在第二次政治經濟學研究高潮中,馬家駒和藺子榮等對研究對象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仍然將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歸結為"生產關系"(一般解釋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在人與自然關系變得愈來愈重要的現代社會,就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理論經濟學范式之爭中陷于先天的劣勢[30].為了擺脫政治經濟學的困境,許多學者作了有益的探討。一些學者試圖通過重新解釋馬克思在《資本論》研究對象規定中的關鍵概念如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賦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的活力[31];另一些學者試圖從《資本論》中的實際研究內容出發,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研究生產關系,而且已經將西方經濟學研究的"資源配置"包含了進去[32],而在此過程中,吳易風(1997)[30]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是一篇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為主題的文獻中迄今為止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含之前兩次研究高潮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吳易風主要在兩個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一,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提出并論證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雖然"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不是吳易風第一次提出的,在馬家駒和藺子榮(1981)[28]那里已經有了"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的簡單論述,在李名學(1982)[33]那里甚至直接提出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公式本身,但是吳易風的貢獻是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資本論》第一卷所做的重大修改、《資本論》第三卷的引證,邏輯嚴密地論證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第二個是對政治經濟學是否研究資源配置方式的論證,得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歷史的、具體的資源配置及其特征,這一研究成果不僅有力地批駁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研究人與人關系"的過時論斷,而且也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方面的優勢。通過對"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闡述和對生產方式的重新定義,吳易風得出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30],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方式以及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30]的結論。胡均(1997)[34]、吳宣恭(2013)[35]、于金富[36]和李靜(2009)[36]的相關研究強調了生產方式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的重要性、趙平(2001)[37]對近年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理論觀點上存在的分歧進行了分析。

 。ǘ┱谓洕鷮W研究對象本身的確定

  從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探索歷程可以看出,我國兩次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研究高潮都是基于"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目的,試圖沖破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限制而產生,引論中所述的第三次仍在進行中的研究高潮也不例外,只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代替了"為傳統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從三次研究高潮的主要結論看,主要包括"主要研究生產關系,但要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直接將生產力引入研究對象""研究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關系"三種結論,盡管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生產力三個范疇內涵與外延的理解上有些不同。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能否將不同觀點統一在一個框架下,第二個問題是這個框架是否能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需要,如果不能,第三個問題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如何構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第四個問題是本文構建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否與馬克思恩格斯經典作家相一致。

  對于第一個問題,根據上文吳易風闡述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很容易把"主要研究生產關系,但要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直接將生產力引入研究對象"統一在"研究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之下。持有"直接將生產力引入研究對象"的學者,其主要理論依據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建立在生產力比較薄弱的基礎上,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但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不是研究生產力本身,就如同我們不能"將通向財富的道路當做財富本身一樣",我們不能把研究生產力(馬克思稱之為"工藝學的事情")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這也是《資本論》中沒有研究生產力本身的原因。根據"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將生產方式列為主要研究對象就可以了。舉例而言,我們已經進入信息時代,政治經濟學應該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研究信息技術條件下的生產、交換,形成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安排,但是,利用信息技術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研究"信息技術"本身;谕瑯拥脑,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還有一個中間的"生產方式",研究生產方式也就涵蓋了"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于是"主要研究生產關系,但要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也可以統一在"研究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關系"框架下。

  對于第二個問題,我們認為,整合的框架"研究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關系"還不足以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需要,主要是由于這個研究中沒有將"流通過程"或者說"交換"包含進來,而無論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流通過程"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源配置說"之所以問題比較嚴重,除了缺乏特殊的、具體的生產方式的研究外,也缺乏對"流通過程"的研究,以致微觀上的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宏觀上"資本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的生產和交換條件很難得以滿足,不可避免產生經濟危機,宏觀經濟學也正是由此而產生的。傳統社會主義之所以可以避免經濟危機,那是"有計劃按比例生產"本身滿足了生產和交換條件,使生產和交換得以順利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也存在類似問題,所以不可避免要研究生產和交換順利實現的條件。

  我們從對第二個問題的論述中,引出第三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可以將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歸結為"研究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之所以未將生產關系納入進來,那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已包含"生產、交換的研究",從而也包含了廣義生產關系和狹義生產關系的研究,為避免范疇之間的包含或同義反復,不應該再將"生產關系"本身直接列入研究對象之中,但是"生產關系"依然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內容。

  至于第四個問題,本文構建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否與馬克思恩格斯經典作家相一致,我們從馬克思的成熟著作《資本論》的研究結構來論證!顿Y本論》第一卷標題為"資本的生產過程",在這一卷中,馬克思詳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得以實現的條件。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一篇中,馬克思結合經濟史,依次對協作方式、手工業工場、工廠三種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進行了考察,例如與工廠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資本雇傭勞動關系";《資本論》第二卷的標題為"資本的流通過程".由于研究流通和研究交換是一致的,第二卷研究實際上就是交換過程,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的論述"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的要素,或者也是從總體上看的交換"中得出。在"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一篇中,對簡單再產生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進行了研究;《資本論》第三卷的標題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分為上下)。在這一卷中,馬克思將生產和交換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在研究生產時,不再像第二卷那樣假定交換條件不變,在研究交換時,也不再像第一卷那樣假定生產條件不變,而是回到現實,進行具體的研究,包括剩余價值如何轉換為利潤、利潤如何平均化、利息如何產生、為什么土地能產生地租等。這一卷實質上是在生產和交換二維變化的空間里,對分配的形式進行了研究。由此可以看出,本文根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構建的政治經濟學對象與《資本論》研究結構是吻合的。

  那為什么《資本論》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條件"呢?我們從邏輯上不難看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與"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原理是矛盾的,因為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是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關系和交易關系,無論是馬家駒和藺子榮(1981)[28]提出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廣義生產關系",還是吳易風先生提出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同義語",都存在邏輯問題。那是否本文賴以存在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原理有問題呢?這一點吳易風先生(1997)[30]已做詳細論證,那錯誤一定是中文翻譯本身!根據郭冠清(2015)[10]的考證,《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原文"Was ich in diesem Werk zu erforschen habe,ist 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unddieihrentsprechenden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ltnisse"[39],應該翻譯為"我要在這部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這里關鍵是將verh?ltnisse既具有"條件(condition)"也具有"關系(relation)"的詞語翻譯為"條件"而不是"關系",由此可以得出,《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從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

  四、結束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究竟是什么?是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還是研究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究竟是否應該列入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本文通過回顧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探索歷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所包含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性質、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身進行分析。

  在"歷史階段"研究中,對傳統政治經濟學把政治經濟學"歷史性"演變成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建立,對方法論上歷史唯物主義與敘述中歷史虛無主義安然并存于同一部著作或教科書中的現象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在"社會主義性質"研究中,結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邏輯主線和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如何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進行了分析。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身的研究,本文以經濟思想史的視角對于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我國學術界兩次研究高潮進行了回顧,對正在進行的三次高潮進行了分析,在整合三次高潮中不同觀點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需要,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并通過對《資本論》研究對象表述翻譯的錯誤校正、《資本論》三卷內容的邏輯分析研究,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的結論進行了論證。

  根據本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維度"、"社會主義性質"和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身的研究,不難得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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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該表述與《資本論》德文版和法文版注釋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新表述一樣,糾正了我國學者誤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正在形成中的思想當作經典表述的偏差。文中"哲學"和"經濟"的黑體為原文所加。
  2盡管許多學者都熟知恩格斯在后來的《反杜林論》中,對此進行了更正和重新表述,但是恩格斯的這個定義在許多學者心中根深蒂固。

  3在毛澤東去世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也有過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討論,主要是對上海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南開大學編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修訂版)政治經濟學兩本教科書的批判,見王圣學:《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學界對于政治經濟學對象問題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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